把人们选择不同的道路归结为环境甚至学校教育的影响，当然是简单化的，况且扎瓦赫里并非出身贫困之家。我曾和埃及颇有声望的学者贾拉勒o阿明(Galal A。Amin)聊起相关话题，他说，埃及人其实并无革命传统，相反却有把苦难转化成幽默的能力，这个国家对宗教的解释也比较宽容，“你知道埃及人喜欢说的一句话吗，‘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可是，贫富差距加剧、失业、生活条件恶化这些现实问题，并不能指望传统来消化。从福斯塔特以来，这个城市的统治者就试图对它全盘掌握，法蒂玛王朝放弃拥挤的旧都，在北边建立胜利之城，19世纪，伊斯梅尔嫌伊斯兰开罗破败，要像欧洲看齐，于是有了洋气的Downtown。

相信非暴力和世俗理念的年轻人

　　1952年，纳赛尔来了，象征着殖民主义的Downtown受到冷落，纳赛尔城与穆罕德辛(Mohandessin)破土动工，后者的名字本身就是“工程师”的意思；到了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开罗变得愈加拥挤不堪，政府在周围的沙漠里建了许多卫星城，想把居民强行疏散出去，结果只是成功地迁出了有钱人——和一千多年前的贵族一样，他们忍受不了吵闹拥挤污染的城市，选择搬到戒备森严、像花园一样漂亮的封闭小区里，依靠高速公路和城里的商业中心保持联系。几乎没有一任统治者放弃它改造开罗的权力，到头来这个城市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非法建筑中，这听起来真像是一个冷笑话。如果你有机会在清晨来到拉美西斯火车站，会看到抵达的高峰，南来北往的列车好像把整个埃及的人都吐给了开罗——据说每天有900万人从周边市镇来到开罗，摆摊、行乞，用开罗人的话说，“抢我们的工作”，晚上再回到自己的住处。

　　还有同样多的人选择住在城市周边像布拉克达卢这样的贫民区，他们来到开罗，但抵达不了开罗。我得承认，我也不喜欢那些“嘈杂和混乱之地”，那些永不封顶、钢筋直刺天空的红砖房(据说可以避税，必要时还能继续往上盖)让我心烦意乱，又深又窄的巷子和快速聚拢的人群则令我不安。可是，如果说开罗的历史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让我更加确信，世间并无恒久的城池。今年的1月25日，布拉克达卢的“海伊斯甜品店”(Hayiss Sweet Shop)门口，人群正在聚集。过去几天，活跃于网络的青年组织在开罗许多类似的贫民社区散发传单，鼓动这些不用Facebook的人们上街。中午，这些小贩、修车工、三轮车司机们从开罗无数个狭窄的巷子里涌出，开始向Downtown行进。

　　最后只有布拉克达卢的队伍抵达了解放广场，他们占领了广场几个小时，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说，这样的场面是埃及人第一次见到，形成了一触即发的临界点。人们相信，正是这样一种临界点鼓动数十万人出门参加了接下来那个周五的活动。那天他们再次占领解放广场，此后就没有放弃过。但我想人们也应该庆幸，鼓动这些沉默大多数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相信非暴力和世俗理念的年轻人。地铁驶来了。从科普特开罗经过伊斯兰开罗回到解放广场，区区几站足以穿越千年历史。萨达特和纳赛尔站还在，穆巴拉克站已经改换门庭，连地铁车厢门上头的站也被刮掉，徒留AK两个模糊的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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