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们不打算上学的话，可以一生都不用离开死人城，这里有商店、邮局、诊所、清真寺和咖啡馆，还随处都能看见私接的电线，我们拜访的这一家，不单电，连水也是“偷公家”的，有埃及学者为此发明了一个“安静侵占”(Quiet Encroachment)的术语，说这是穷人对抗国家权力的一种方式。过去的政府偶尔会发起运动式执法，但总体上默许了它的存在。新的时代来临了，会怎么样呢？竞选海报还没贴到这里。法蒂玛王朝给开罗留下了爱资哈尔清真寺和爱资哈尔大学，后者直到现在仍是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高等学府。阿尤布王朝则立起了一座俯瞰开罗的宏伟建筑：萨拉丁城堡。过去，它被用来抵御东征的十字军，现在它是一处收费的景点。而在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开罗达到它的顶峰。

　　12世纪末，蒙古人在中国北方的戈壁上崛起，随后的近百年时间里，他们开始南伐和西征。1258年2月，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率蒙古大军摧毁了巴格达，屠戮80万当地居民。这一年的年底，他们又轻松攻克勒颇和大马士革。接着旭烈兀汗派使团去开罗传话：“你究竟想逃到哪里呢？我们的战马迅疾如飞，我们的箭支锐利无比……城堡也不能迟滞我们。我们的警告已经言明，因为现在你们是我们未来进军途中仅存的敌人。”但历史戏弄了蒙古人，1260年，旭烈兀之兄蒙哥汗驾崩，旭烈兀闻讯率大部队班师东归，马穆鲁克军队击败留守的蒙古军队，挽救了伊斯兰文明。开罗也取代巴格达和大马士革，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当时的旅行者都极言其大，一位往来于威尼斯和开罗的商人说，它的城墙有18英里长，繁荣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其他欧洲人则说，开罗的面积是威尼斯的4倍、巴黎的7倍。对于生活在开罗的人来说，这个中世纪的城市大得就像一片海洋。《编年史》说，有两位老同学毕业后13年未见，偶尔在街上碰到，才发现他们这么多年一直住在同一栋巨大的公寓里。这些公寓有的能容纳4000名住户，有的高达14层，楼房又是这样密集，有些街区白天也暗无天日，蝙蝠乱飞。我在侯赛因广场附近的街区转悠时，或多或少能感到这一点，因为所有的铺面都添砖加瓦，这里的天黑得都比外面早些。我们在El Fishawy咖啡馆里坐了半天，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哈福兹是这里的常客，若换作现在，他恐怕写不出“开罗三部曲”——几乎每分钟都有一位兜售各种奇技淫巧小商品的人进来，眼巴巴地望着你。

生活中展现出的开罗史

　　辉煌已矣，连年的战争也改变了马穆鲁克王朝的气质，让它变得不比前朝般宽容和开放。欧洲却慢慢重新赶了上来，他们从阿拉伯人这里学会了中国发明的造纸术和指南针，也从阿拉伯人这里学会了印度人发明的数字。他们还学会了水磨、玻璃、陶器、蜡染、肥皂甚至香水的用法。意大利的建筑师模仿法蒂玛开罗的建筑，创立了哥特式风格，这一潮流很快席卷欧洲。到15世纪，马赛的肥皂，法布里亚诺的纸张、穆拉诺的玻璃制品反倒卖回了罗，开罗人身上的亚麻衣物也渐渐被廉价的欧洲布料所取代。

　　埃及失去了自己的贸易优势，可是马穆鲁克王朝至少还控制着一样东西：中东的交通要道。在15世纪，在印度花两第纳尔就能买到的辣椒，在麦加交易后涨到10第纳尔，经过开罗后价格常常暴涨80第纳尔以上。欧洲人不不尝试开辟新的通往亚洲的航路，1493年，哥伦布意外地发现美洲大陆，1497年，达迦马船队绕道好望角抵达印度。地理大发现预示着欧洲的崛起，开罗却不可避免地衰落了。1517年，马穆鲁克王朝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掉，开罗降格为伊斯坦布尔领导下的一个普通城市，在反复来袭的黑死病中挣扎，到1800年，它的人口只有福斯塔特时期的三分之一。

　　我选择乘坐地铁返回Downtown，开罗的地铁有两条线路，票价都是1埃镑，要乘坐的1号线从迈阿迪(Maadi)方向开来，到达开罗的第一个晚上我就去迈阿迪见了朋友，并拿到了机场海关那位顽固大妈需要的保证书。这是一个较新的城区，稍有些偏远，但安静、整洁，房价在开罗首屈一指。在受够了烤肉、番茄酱和不新鲜的沙拉后，我又专门去过那里几次改善伙食，因为不少亚洲人选择住在此地，迈阿迪有全开罗最好吃的韩餐，和几乎唯一地道的中餐。这里原本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社区，按照美国作家劳伦斯o赖特的描述，20世纪最初10年，一群犹太裔金融家想在芒果和番石榴种植园以及尼罗河东岸的贝都因人居住地之间建立一个英国式的村庄，于是开始出售地皮。

　　地产商在这里种植桉树驱赶蚊蝇，还在花园里栽下玫瑰、茉莉和九重葛，让空气中弥漫花香。到二战结束，这里云集了流亡的欧洲人、美国商人和传教士，还有一些特定阶层的埃及人，他们在餐桌上说法语，爱看板球比赛。这是创建者心目中理想的埃及：世俗、多样，但又结合着英国人的阶级观念。但1960年代，一个本地人居住的迈阿迪在9号公路的另一侧扎下了根，赖特写道，“埃及自古以来得不到控制的贫穷在这里表露无遗，驴车在未经铺砌的街道上嘚嘚地走着，兜售花生和山药的小贩四处叫卖，肉店里挂着叮满了苍蝇的畜体。”现在的迈阿迪已寻不见这样的场景，但开罗其他地方还所在多有，比如布拉克达卢(Bulaq al-Dakrour)。某个下午，我在那里看到了和50年前类似的画面：汽车堵在坑洼狭窄的路上，印度生产的三轮车在夹缝中颠簸行进，小贩和劣质音响播放出的音乐比着音量，肉摊上苍蝇围着拔了毛的死火鸡飞舞。

　　若说有所不同，也许是这里有很多汽车修理铺——这个区域和城市为数不多的联系，开罗的有钱人和中产阶级通常会避开这种“Ashwaiyyat”，即“嘈杂和混乱之地”，除非他们想用极低的价钱修好自己的爱车。如同两个迈阿迪被公路分隔开来，布拉克达卢与邻近的多基(Dokki)区也被铁路和运河隔开，后者象征着正式、有序和安全，前者则意味着不被承认、混乱和危险。回到当年的迈阿迪，9号公路的一端，是被绿草茵茵的游戏场和网球场包围着的维多利亚私立学校，早些年曾在此就读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他叫爱德华o萨义德；而另一端则是低矮的州立中学，学校持反西方的观点，有着暴君一样的教师，一个瘦小的孩子在这里成绩优异，被同学视为天才，他叫艾曼o扎瓦赫里，现在，他是基地组织新的头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