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到1879年就任埃及总督的伊斯梅尔,这位颇有抱负的改革家,正是Downtown的缔造者。当中国的洋务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他也试着让开罗“脱非入欧”。铁路、工厂、博物馆、图书馆,包括现代法律制度开始建立起来,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向男生和女生同时开放,伊斯梅尔还建立了一个议会和一家报纸,两者起初都很驯顺,后来却激烈批评政府。过去700年来,埃及的统治者都居住在萨拉丁城堡,伊斯梅尔则让城市的中心北移,他用林荫大道、广场和花园串起了一座欧洲风格的城市,他下令修凿运河排空尼罗河夏天泛滥时的积水,建起埃及最大的广场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个广场从此成为开罗的地标,每一任统治者都想改变它,每一次抗议者都想占领它。
到1927年,这个城市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属于少数族群:95000名科普特人,35000名犹太人,20000名希腊人,19000名意大利人,11000名英国人,9000名法国人,还有未纳入统计的白俄人、帕西人与黑山人。随着希特勒的崛起,更多的欧洲人避走开罗,此时它已经是一个国际大都会,3万辆小汽车把马路挤得水泄不通,现代社会的各种广告——电影、鞋、香烟、杀虫剂一应俱全。1939年大都会影院开业,放映的第一部电影就是《乱世佳人》,蜂拥而至的人们塞满了影院里的福特专营店和Excelsior咖啡馆,散场时,影院的玻璃门险些被那些天鹅绒太太们挤碎。
如果你问一个开罗人什么时期是他们的黄金时代,有人会告诉你是马穆鲁克王朝,那时开罗是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中心,还打败了东来的蒙古入侵者;有人会说纳赛尔统的早期也不错;还有人会提起1920-1930年代,他们会说那是开罗最干净、最文明、最宽容、最有品味、最国际的时代,却甚少提及外国的控制,或贫富的悬殊,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国内的民国热,当人们感到不如意时,怀旧的方式也是普世的。就在去年斋月(通常是电视收视率最高的季节),一个名叫《过去》的节目受到格外的追捧,它讲述的正是那个年代的埃及社会和生活方式。现在我就站在大都会电影院的门口等候入场,影院入口处颇有百老汇的范儿,但进到里面,却因为灯光和装饰稍嫌朴素,而让我嗅出了工人俱乐部的气氛。幕布已经打开,好像马上就该有穿着白色长统袜的小红领巾上来表演才是。
要放映的新片叫《蚂蚁的呼喊》,据说是革命之作,其实讲的是小人物辛酸故事,苦难之中不乏幽默,革命只在影片快结束时才出现,看起来是又一部搭便车的电影。说到搭便车,可不只是电影,互联网服务商说“让我们一起建设埃及”,内裤公司则声称“棉布说埃及话”,Downtown大街小巷都有卖Jan 25 和Tahrir(解放)T恤的小贩,就摊在路边栏杆上,没有警察来管——过去的半年多里,这个国家的警察迅速练就了与人为善的本领。我和一个卖T恤的人闲聊,他原来是做导游的,革命后埃及旅游业遭受重创,他失业后和朋友们搞了一个名叫“自由”的工厂,每天从Facebook上收集各种口号和创意印在T恤上卖。这个工厂解决了25个人的就业问题。我花70埃镑买了两件T恤,其中一件上印着一行英文:The power of the people is stronger than people inpower(人民之权大过掌权之人)。无论多么商业化,这的确反映了开罗人乃至埃及人过去半年来信念的改变。
关于从前开罗人是什么表情,我听过的最好的比喻是:去看看埃及博物馆里那些法老时期的雕像,他们和博物馆外中央车站里等车的上班族就像是表亲,都一样饱经风霜、忍受苦难,最后梦想还没有实现。这是一种被击败了的表情,过去60年尤其是过去10年整个国家的失败都写在脸上。除了怀旧,还能做些什么呢?2006年,有800万埃及人申请参加美国绿卡乐透,这超过了埃及总人口的10%,且绝大多数参与者在40岁以下。但是现在,这种表情只能去博物馆寻找了。好几个月了,整个Downtown还沉浸在一种轻飘飘的节日氛围里,每到周五,这种氛围就格外浓郁,好像有谁拍两下手,其他人就会跳起舞来似的。傍晚在城里溜达,一不小心就围观了一场街头音乐表演,百来个人围着小乐队,女孩男孩大叔大妈都举着手打着拍子,唱的是“不要低头,我们是埃及人”,脸上全是自豪感,气氛可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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