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坐在地板上聊起伊斯兰教，又说起中国和印度，正是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阻断了伊斯兰教的东传，“我希望印度、中国、日本都能接受伊斯兰教，因为只有穆斯林死后才能上天堂，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进入天堂。”他说这话时眼神纯净。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他像是鼓起了勇气后问我：你来埃及前怎么看我们？会不会以为我们是恐怖分子？我一下子觉得特别难受。从清真寺出来，太阳变得更加毒辣，一位老者听说我要去福斯塔特，摆摆手，“那儿什么都没有。”但他还是给我指了个方向。我试着从一个破败的公交车站后面绕过去，却意外地踏进了一个开满鲜花、椰枣树成排的园子。这也许就是开罗的妙处，走上两步，你就能从地狱来到天堂。可这句话反过来也能成立，花园尽头是又一个破败的村子，垃圾袋被风吹到空中。

信仰伊斯兰教的埃及人

　　此路不通，我问另一个路人，他给我指了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望着太阳底下扬起的尘土，我放弃了。福斯塔特在历史上曾数次北移或者东移，旧的城区被放弃，新的城区迅速发展起来，这和尼罗河改道有关，另一个原因则是人口增长及其带来的污染。澡堂烧水产生了大量的烟雾，笼罩在城市上空终日不散，医生不得不建议病人迁往郊区疗养。阿拉伯王国的贵族们几次在老城附近建起新城，但新城很快也和老城一样乌烟瘴气，直到法蒂玛王朝(The Fatimids)的到来。

　　法蒂玛人崛起于北非的突尼斯，公元969年，他们攻占了埃及，根据哈里发穆依兹(Al-Muizz)的安排，在福斯塔特以北、北风能够吹散污染的地方又建起一座新城，命名为“胜利之城”，这就是开罗。我从“胜利之门”步入法蒂玛时代的开罗。在这个慢吞吞的国度，两年半前出版的Lonely Planet上的信息仍旧有效——城门和街道还在整修。清真寺剥落的墙边堆满了西瓜和青柠，小伙子单手托着大饼走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半路偶遇的老者站在街心手把手地聊天，穿着灰色长袍的本地居民就地取材，把施工队带来的排水管当作了座椅，再搬个高脚铁桌就能沏茶。

　　游客多选择从百米开外的“占领之门”走穆依兹大街进城，踏着新铺的地砖，一进来就能看见哈基姆(Al-Hakim)清真寺两座高大的石塔，但你能感受到过浓的修葺痕迹。沿街而下亦是如此，商铺取代了人家，生意取代了生活，这正是包括这条中世纪重要街道在内的整个伊斯兰开罗面临的问题。某一个黄昏，我和开罗美国大学研究城市规划的博士生乔恩步行在伊斯兰开罗蛇形小巷时聊起这个话题，他完全不相信埃及政府有能力在重建与保护之间取得平衡，所以他宁肯街道保持现在的样子——近30年盖起来的简易楼，社会主义时期的红砖房，700年前的古老建筑，所有的房子都挤在一起；鸽子从狭窄的天空掠过，母鸡回到路边的窝，转过一条街，有好几个人轻飘飘地悬在半空中，那是商铺为了节约空间把黑色长袍挂上了二楼；你随便咔嚓一张照片，里面会有漂亮的凤凰花，迎着晚风飞扬的内衣，满地打滚的孩子，当然还有无处不在的垃圾。垃圾有时出现在脚下，有时却出现在头顶——一座被废弃的黄色小屋，被生生填满了。自古以来埃及人对垃圾就有极高的容忍度，基本上认为墙角就是它们最好的归宿，我读到的

　　一本书上说，1789年拿破仑占领开罗时，这个城市几乎已被和山一样高的垃圾率先占领。没走太久，我们就迷路了。懂阿语的乔恩上前问路，被一位亲切的老大爷拉住说个不停，后来我问乔恩他说的是什么，“他知道我是美国人以后，就一直在说你们的政府不好，你们的人民还不错，说了十多遍，”乔恩说，“他显然是刚抽了Hasheesh(大麻)，相当相当地High……”有时候我觉得开罗的历史就是一部城市失控史，统治者按照自己的想法规划城市，建立街区，但城市的发展却永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最明显的一处，就是死人城。没去之前，年轻的翻译就不断地“恐吓”我们，“我们可能被抢光东西……在里面，我不是埃及人，你们也不是外国人，我们一样都是‘外来的’。”但我们决定相信《纽约客》女记者温蒂的说法：“那是开罗最安静的地方，适合散步。”

　　死人城被两条快速公路包围，是开罗东南穆盖塔姆山脚下一块灰色的低地。法蒂玛时代开始，扫墓重新变得流行起来，性格难以捉摸的第六任哈里发哈基姆，甚至一度想去麦加把先知穆罕默德的陵墓迁到埃及。这或多或少延续了法老时代的习俗：在墓地里野餐。所以埃及的陵墓不仅是陵墓，也是一个供人们郊游和聚会的去处，死者的灵魂可以在这里分享美食，从而与生者同在。陵墓也专门建有空房间，供游人过夜。从14世纪开始，陆续有流浪者搬进这些空房间住下，而达官贵族雇佣的守墓人，也把这里变成了自己世世代代的家。最近几十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制造了一批失地者，1992年的地震进一步增加了无家可归者的人数，他们都成为死人城的住户。

　　城里的每户门口都有自己的铭牌，但那上面并不是住户的名字和门牌号，而是死者的名字和墓宅号。如今的开罗和古埃及时的孟菲斯关联不大，也许对死亡的观念是一个例外。对埃及人来说，名字非常重要，人们相信，讲死者的名字会使他们复活，为了防止名字被抹去，法老的名字被深深刻在金字塔内的巨石中。埃及人同样相信，如果一个人的死讯没有被宣布，那么他还不算真正的死去，直到关于他的讣闻刊登在《金字塔报》上 走进穆罕默德o谢赫与阿梅德o贝克o加德特安息的院落，院里有一颗小叶榕，放养着鸡和鸽子，这里住着4个家庭，彼此是亲戚。女主人正在一角制作煤球，卖一种具埃及特色的大饼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院子另一角有间上了锁的房子，里面的墓碑如倒置的方鼎，那便是死者的陵墓了。从陵墓牵出一根晾衣绳到另一头的房屋，上面晾着蓝色和棕色的地毯。小孩子左手拿着薯片，右手拿着一小块饼，在周围跑来跑去。

　　经允许后我们进了房间，一间屋子的墙壁粉刷成暗蓝色，另一间则是淡绿，倒是相当整洁，两间屋子挂着古兰经经文，也都有梳妆台，不过没什么化妆品。这是被政府遗忘的角落，甚至警察都懒得来骚扰，“打完架他们才来。”一个小伙子说。革命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也没人去解放广场——其实院子里有个“大锅”，能收看卫星电视，不过他们还是更愿意相信街坊的传闻：有坏人要来抢东西，留在家里啊。死人城究竟住了多少生者？这已经和“到底多少人蜗居在楼顶的铁皮房里”、“有多少孩子在街头流浪”一样，成为开罗3个最难解的社会学命题，传闻众多，答案也千奇百怪：5万人、50万人、12780人、1341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