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斯坦布尔到开罗的航班没有坐满，降落前我换到了机舱右侧。这真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我先是注意到地中海边的灰色滩涂，像哺乳动物幼仔的皮肤，往内陆一点是由大片棕色、黄色、白色拼成的三角洲，看上去和华北平原上的农村区别不大，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把东非高原一点一点地搬到了这里。然后我就看到了尼罗河，青黄色，反射着微光，像一条绸缎被甩在大地上，这是真正的河流的模样。河流两岸是绿色的，但西部沙漠竟然这样的近，那些黄色高高耸立，好像随时都可以倾覆在河上。

虔诚的朝拜

　　飞机在开罗上空盘旋，整个城市像是刚刚在泥坑里打了个滚儿，又迅速在太阳底下风干了一样，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饱经沧桑的尘土色，不同之处只在尖顶、圆顶或是平顶。莫名其妙地想起了遥远的古格王朝遗址。小亮片在公路上奔跑，跑着跑着就堵在某个路口，据说这是一个城市重归日常的标志。机场也在沙漠中间，飞机已经很低了，底下还是黄沙一片，一架废弃的客机坐在沙土里面。降落了，前几排一个东北口音的男人用足以匹敌机舱广播的音量喊了两嗓子：“妹(没)看着啊！妹(没)看着啊！”他说的也许是尼罗河西岸吉萨高地上的金字塔，它们看起来是有点小。

　　我来到这座城市，想要看看它如何面对自己不断到来的历史——有的凝固在4000年前的方椎体里，有的刚刚在全世界的眼前爆炸，但还没有走出机场，就遭受当头一棒。机场到达大厅静悄悄的，平常这里充斥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和从海湾国家返回的打工者，过去30年有超过1/4的埃及人前往富有的沙特阿拉伯打工，他们带回了房子、养老金和沙特的价值观。但是今天，这里只有无所事事走来走去的海关官员。

　　我们往无申报通道缓缓走去，已经快要出门了，摄像师突然想起自己的器材需要申报，于是折往申报通道，所有行李开包检查，记下了两台摄像机的型号和代码，以为差不多了，结果一切才刚刚开始——他们请来了一位讲英语的大妈，她要求我们出示开罗方面的保证书，以证明我们不是来埃及倒卖摄像机的，否则就只能押5万埃镑在海关，等我们离开埃及方能取回。我们现金不够，又只有国内出具的函件，于是陷入了和大妈苦口婆心的纠缠，我们想尽了办法，求助电话打到了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但大妈不为所动，在我们赞美完英勇的埃及人民之后，她的要求又多了一项：你们是来采访的吧，那还得去总统那里盖章。

　　我几乎当场疯掉，心想：你们的总统不是已经了吗？冷静下来后意识到她说的是Press Center(新闻中心)不是President(总统)。此后两天，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她那张毫无商量余地的脸，和糟糕又自信的发音——她甚至管“上海”叫“Shangay”！那是她打算介绍给我们的一个中国人办证中介机构，负责人来自上海。我们决定让他们扣着设备，先进城想办法弄证。临走前，她告诉我们，媒体办公室24小时有人，随时可以来找她。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她。第二天下午，我们带着保证书和盖章来到机场，一个工作人员主动帮忙，跑前跑后，还不断用日语和韩语对我们说“你好”，最后他告诉我们：办公室8点到下午3点开门，你们错过了领器材的时间。接着这个小伙子好心建议道，你们明天上午再过来，给那个守门人一点小费，就能进入工作室所在的区域，也就可以取回器材了，“然后，我喝咖啡的钱呢？”他带着10埃镑(约合人民币12元)离开了。

　　这时还不到下午3点半。我们拦住其他海关官员询问确切的开门时间，得到了若干个版本。我们去机场问讯台碰运气，他们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个办公室也许有人，但是人不知去了哪里。这个国家已经换了主人，但拥有600万工作人员的官僚系统仍得以维持。早在1992年，埃及的一部喜剧电影就辛辣地嘲笑过他们。一个叫艾哈迈德的小人物去政府大楼Mogamma给女儿转学办手续，但却屡碰钉子，一个官员让艾哈迈德格外恼火：每次他来，官员就假托“祈祷时间到了”不肯办事，最后他们扭打起来，期间艾哈迈德抢走了守卫的抢，并且擦枪走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