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

　　北京地名与民族接触 

　　历史上在北京建都的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有四个是少数民族政权。这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一方面接受先进的汉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又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带进内地。所以在北京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街巷名称很自然地保留了不同民族文化交流和接触的痕迹。

　　北京在历史上受满族的统治达260年之久，因此有不少受满语影响的地名。例如：案板章胡同(昂帮章京胡同)、牛录坟，是满语中与官职有关的地名。“昂帮”是满语“大官”“大臣”之义，“章京”泛指都统、副都统和各衙门办理文书的人员，例如：牛录章京、昂帮章京，都是一种官职。“安达宫(谙达宫)”中的“安达”，在满语中有“伙伴”义，今黑龙江省还有安达县。“沙拉胡同”中的“沙拉(沙剌)”是满语的“珊瑚”。“二贝子坟”中的“贝子”是清代亲王子孙封爵制其中的一级，亲王的第五代孙子叫“贝子”。“噶哩胡同”，在宣武门内大街，因清代两江总督噶礼住在这条胡同而得名。“麻状元胡同”，清代科举分满汉两榜，顺治时麻勒吉为满榜首选，他住的胡同因此得名。“索家坟”，是清初四大辅丞之一索额图的家坟。 

　　北京的“旗”作通名，都是清军八旗制度的遗迹。现在北京西郊有“旗”地名群：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厢白旗、厢黄旗、厢红旗、厢蓝旗，是当年旗人屯兵的地方。在东三省各有一个叫“红旗”的县市级地名。在内蒙古自治区，“旗”地名简直比比皆是，不过与北京的“旗”不同，是一种行政单位。 

　　地名讹变和谐音改名反映了一些满式汉语的语音特点。例如：锥子胡同追贼胡同、   锤子胡同垂则胡同、夹子胡同嘉则胡同，满语早期的汉语借词把“子”改造成为se(赵杰 1992)，和“则”的读音相似。 

　　北京地名与蒙古语也有很密切的关系。例如，现代地名“褡裢坑”的“褡裢”，来自蒙语。它是一种装钱物的袋子，中间开口、两头有大口袋，可以搭在肩上或马背上。又如“孛罗营”，是因成吉思汗南下时大将军孛罗曾率部驻扎于此而得名。 

　　北京城内有的湖称为“海”，这种称“湖”为“海”的地名主要见于元代。据张清常《胡同及其他》：“海”在蒙古语中是“湖泊”义，但有崇敬赞美的感情色彩，与“湖”一样通用。今北京地名以“海”命名的有“北海、中海、什刹海(前海、后海、西海的总称)”；郊区还有“南海子、西海子”等名称。 

　　北京的小巷称为“胡同”，“胡同”始见于元代，盛于明清。从明代到现代，一直占很大比例。关于其语源问题有几种观点，张清常认为是蒙古语huto(水井)的借词，因古代水井在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有人聚居的地方就有水井，“胡同”原义就是有水井处，后转为街巷通名。 

　　北京地名里还有相当一部分直接用少数民族称呼命名的地名。例如：四夷馆(清)、骚达子坟村(朝阳区)、回回营(西城区、东城区)、高丽营(明)、蛮子营(东城区)、畏吾村(海淀区)、安澜营(琉璃厂)、达理庄(朝阳区)、达智营(西城区)、苗子营。“四夷馆”是当时对外国使馆的一种称呼，“达子”是汉族对蒙古族不敬的称呼，以后多改为“达理”、“ 达智”，“回回”、“回子”都是指回族，“高丽”是朝鲜族，“蛮子”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的一种泛称，“畏吾”有的地名著作中写作“畏吾儿”，是维吾尔族，“苗子”是苗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