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脸谱

　　“原住民”钱鸿绪？

　　显然，历史一直在告诉我，北京从来都在荟萃精英，它是一个大熔炉。来自各地的英才乃至谋生的小民，不分门第民族，汇集到这个大熔炉里以后，才形成了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这样的北京人给了北京多元化和宽厚的特征！北京的城市气质中之所以有一种内在的包容性、差异性、丰富性和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北京居民的五方杂处。所有这些，都使我不得不开始以一种弹性的尺度来对待北京“原住民”这个概念。

　　然而，像是上天奖励我的苦心，7月6日，一位爱好民俗的朋友告诉我有一个在北京居住了33代的家族，这个家族的后人钱鸿绪老人至今还住在崇文门外薛家湾胡同的钱氏宗祠。

　　在据说是今年入夏以来北京紫外线照射强度最高的几天，我开始寻找钱鸿绪老人。在崇文门，我先后向在街边开小副食店的老大妈，坐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树下躲避烈日的城管队员和在马路边闲聊的汉子打听薛家湾，但他们一口地道的京腔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希望。我从崇外大街新世界的对面穿过地下通道，终于在一位老者的指点下知道了薛家湾的大致方位。但5分钟后磁器口路口的一派新气象又让我迷失了方向，街道南边冠名“大都市街”的若干座商业楼让我有些恍惚。实际上这里更像上海或者深圳，而且更加的“房新树小话不老”。我在一位交通协管员的帮助下找到一个胡同口，才走进去只有几步，就是另一个世界，在即将拆除的胡同里，一种闲适和淡定竟然让我感到了一种破败的古意。

　　两位老人在闲聊中守着一个烟叶摊子。他们知道薛家湾，但问我：你是外地人吧？我说，我在北京已经快20年了！他们很宽容地看着我，说：你走错了，在磁器口路西、北边，到了那儿你也未必找得到。我在毫无遮拦的烈日下，穿过一个拆掉了胡同的大工地后，又回到了高大的新世界背后。两个多小时的奔波已经让我接近于中暑了。就像老人预言的，我没有找到薛家湾。

　　我再一次寻找薛家湾的时候，首先来到我上一次寻找的终点：崇外大街新世界的背面。这里同样有一个拆得七零八落的胡同，是东兴隆街。从早晨开始我就不懈地问路，目的是找到一个不但知道，而且能带我到薛家湾的明白人。终于一位70多岁的老人带着我到了东兴隆街的尽头，告诉我要拐几个弯才能到。我在胡同中又迷失了两次方向，最后穿过奋章胡同，终于在人们要吃午饭的时候找到了薛家湾胡同。

　　到了这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这条几百米的胡同里来回走了两遍。胡同两边的老槐树带给这里清凉，特别是胡同东侧，树阴中斑驳的大门、风化的门墩、灰色的屋瓦高墙,立刻给人以古老的历史感。显然这里的一些四合院应该是过去做买卖的有钱人家。但想象不到，钱氏宗祠是在胡同偏西靠北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大门内。就这样，我贸然闯入了钱家。

　　院内是一派大杂院的景象，而且比北京许多的大杂院更拥挤，院子里没有任何空挡，最窄的通道也就是能容一人走过。在这个彻底的大杂院里，现在住了钱氏6户人家，20来口子。带我来到钱鸿绪老人床前的是老七钱致孝，老人躺在一个高高的小床上，非常的瘦弱，已经不能说话了，只有家里人能听懂他偶而发出的咿呀声代表什么意思。老人有12个孩子，六男六女。到现在，老人已经卧床14年了，留在北京的9个子女，分6个白班和3个夜班，轮流伺候父亲。老人今年99岁。

　　钱致孝也已经61岁了，但显得很年轻，有掩饰不住的书生意气。据钱致孝的描述，钱氏宗祠原来占地约300平方米，分三个院落。前院是钱氏祠堂,内供钱氏画像、牌位，康熙和雍正赐的“保障江山”、“保我子孙”的匾额，以及乾隆时的100多件官窑瓷器等供品；中院为娘娘祠堂,供奉着钱氏夫人的牌位；后院为花园，但“文革”时被居委会占用，今天成了被居委会转租出去的库房。钱氏宗祠的珍贵文物，几乎荡然无存，只留下道光十八年重修钱氏宗祠的石碑还埋在地下。

　　钱致孝的四哥钱致忠介绍，薛家湾已经有了改造规划方案，在中、日、美几家投标公司的规划中分别标注了保留“五代前王钱氏家祠”、“吴越钱氏宗祠”、“五代十国钱氏”。这些名称的久远再次让我感到这个院子的厚重，也希望钱家恢复钱氏宗祠原貌的愿望尽早实现。然而，钱氏宗祠之前冠以的这些朝代让我感到有些蹊跷，在钱氏宗祠重修之前，钱氏宗祠又在什么位置？是什么年代建成的呢？他们惋惜地看看父亲，因为已经说不清了。父亲会偶而睁开眼睛看看儿子们，他知道一切，但无法再告诉他们了。我知道，他能听懂我们说的。因为在讲到文革期间老人逼迫自己的儿媳砸毁题有“乾隆御制钱氏家祠”官款的瓷器时，他的眼里透出了深深的无奈和惋惜。

　　以后，还是舒了先生的一篇文章帮助我系统地了解了钱家的渊源。

　　钱鸿绪是吴越武肃王的第33世。武肃王即1000多年前唐末五代初、统治江浙一带40多年的吴越王钱。钱出生于浙江临安，唐乾宁三年(896年)，钱被封为镇海和镇东节度使，统辖江浙一带，成了当地的“土皇帝”。在藩镇割据、战乱不止的中国大地，唯有钱统治下的江浙一带，成为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安定的一个“世外桃园”。自此，钱受到各个朝代朝廷的尊敬，苏轼、范仲淹、米芾、岳飞等都曾为钱泼墨，文天祥更是以“千年之功德,百世之楷模”称颂武肃王。

　　宋朝时，统治江浙一带的吴越王为钱氏之孙钱弘 。钱弘后来依照钱氏遗言，纳土归宋，举家迁居洛阳。这以后，钱氏后裔流落到全国各地，其中一支来到北京，建起钱氏宗祠。钱氏后裔千余年来人才辈出，像北宋大臣钱惟演、文学家钱钟书……；而科学家钱三强、钱伟长、钱学森，外交家钱其琛等都与钱鸿绪一样，是钱氏的第33世后裔。

　　钱氏宗祠自道光十八年重建已有165年的历史。在我以后对钱家的几次采访中，已经无法问清钱氏家族进入北京的确切年代。8月初，我又一次来到钱氏宗祠，为的是挑选几张钱氏家族的照片。这时钱家已经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7月21日下午，钱鸿绪老人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也成为老人生前见到的最后一名记者。

　　大汗的后代

　　有一段时间，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寻访“原住民”的方法。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寻找了无数线索，也试图在北京最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找到踪迹，但总是没有缩短与“原住民”的距离。所以，我开始把思路转向寻找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专家。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冯其利的名字，在我采访琉璃厂的时候就听说过，最终，他成为我在大量的专家中筛选出的最合适的专家。笑称自己是档案馆临时工的冯其利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常务理事。他听了我的询问，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这个题目晚做了10年！”冯先生研究北京的皇族后裔多年，对北京历代皇族的变迁历史清晰明确，但令他痛心的是，今天已经很难找到能够讲清历史的传人了。他们或者没有下落，或者年高作古，而下一辈人也同样是踪迹渺茫；能找到的后人，也基本上对自己的家族历史所知不多。但毕竟是专家，冯先生提供的线索和介绍的文献在我以后的寻访中起了关键作用。

　　在冯先生的研究中，明朝皇族后裔的下落是一个难点。明清交替时的巨大动荡，迫使明朝皇族乃至官员们隐姓埋名甚至出走逃亡，导致了后人极难找到他们后世的下落。

　　冯其利认识中央民族大学的离休老干部博大公。他明确告诉我：博大公的家族从元代开始就来到了北京，是蒙古人的后裔。

　　费尽波折，我才得知博大公老先生已经去世近三年了。于是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博老先生的两个儿子——博亚和博京那儿。刚与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的博京联系上，他就在电话里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家不是老北京！”。我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我辛辛苦苦找到的不是元代后裔吗？博京的“见面礼”兜头泼了我一盆凉水。

　　怀着有些失望的心情，我还是执着地要求与他面谈。于是，在紫竹桥西南角“生活频道”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博京。刚坐稳，又进来一位高大粗壮的汉子，一口北京腔，这是博京叫来的哥哥博亚。弟弟刚要解释他们家为什么不是老北京，哥哥却一脸豪气地说：“我们家就是老北京。我们家族从元代就在北京生活。”这个场面倒让我有些惊讶，兄弟间对自己家庭渊源的了解为什么会如此南辕北辙呢？哥哥看出了我的疑惑，接下来说：“我们是博尔济吉特族的后裔。”我更是一头雾水。博亚看出我的不解：“你如果不是学历史的，对这个名字肯定不熟。这么说吧，我们就是成吉思汗、忽必烈汗的后代。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都是我们家族的一员。”我大吃一惊，一代风流成吉思汗怎么会和我面前端坐的两位今人联系在一起呢？博亚于是对我开始了耐心细致地“说服教育”。

　　渐渐地，我终于摸索出博家一条大致的发展脉络。博家不仅是一个大家族，而且是显赫一时的皇族。“博”是蒙古皇族姓氏“博尔济吉特”的简称。早在元代的蒙古帝国时期，成吉思汗、忽必烈汗都是“博尔济吉特”家族的一员，他们的姓氏都是“确特•博尔济吉特”。大约800年前，博亚兄弟的三十世祖忽必烈汗建大元，定都北京，即元大都，这就是博氏家族与北京的第一次“联姻”。直到明朝建立，蒙古皇族逃出北京，在科尔沁草原继续着他们对权力的梦想。再后来，位于蒙古东部的博氏家族归顺了努尔哈赤，被编入了满州正蓝旗，为清朝的建立出生入死。200多年前的乾隆年间，博亚兄弟的九世祖刘祥在盛京(今沈阳)户部主事任上因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升任刑部侍郎，自此博氏家庭二度定居北京，一住就住到了博氏兄弟的高祖保恒那代。保恒曾任直隶提督，重点防卫长城古道，以后调升为乌鲁木齐都统。故事讲到这里，博氏兄弟的家族又一次搬出北京，几经变迁，直到博大公先生因求学入京，养育下博亚、博京兄弟和他们的两个姐姐，生活到今天。博大公先生北上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就读时，曾经师从于罗常培、季羡林、李森等名家，1953年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工作，一直从事民族教育事业，直至1987年离休。而博亚、博京也就是成吉思汗的第三十二代嫡孙了。

　　博京特别提到冯其利，作为著名的清史专家，他对清朝的王爷坟了如指掌。一听到“博尔济吉特”，就明确指出，博氏家庭的祖坟在今天北京的通州半壁店。博京确信不已，专门前去探访，可惜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的高速发展，他们的祖坟早已消失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无法寻觅了。

　　探寻“元裔”老北京的事可以告一段落了，我突然想起是否可以参观一下他们的家。博京立刻表现出一派蒙古人的豪爽，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不过他也告诉我祖上确实没留下什么遗物，祖上的家业不知变迁何处，留下的一些字画也在时代的蹉跎中销声匿迹了。虽然如此，我还是怀着好奇心，前往博亚的家。进了门，迎面却是两张老得发黄的黑白照片，右边一张是一个留着大胡子，穿着俄氏军服的旧派军人，帅气得很，一派威武的气势，这位就是博氏兄弟的祖父——孝昌先生。左边的照片上是一位白发苍苍，面容慈祥、充满睿智的老者，他就是博大公先生。博亚轻轻地告诉我，他有一个儿子，为了让儿子能记住自己的祖先，就给他起了个名叫“博尔苏勒”，一个充满蒙古族、满族文化与韵味的名字。

　　重复着这个听上去民族色彩就很浓的名字，我不禁又陷入对博家历史的遐想。不知当年金戈铁马的忽必烈大汗能否想到，他的部落经历了历史长河的冲刷后，又在北京这一片曾经显示过他的威严仪仗的都城中，继续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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