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夜

　　新派北京人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深明大义的傅作义将军将一座完好的北京城交给了人民解放军，北京人虽然经历过无数历史变迁，但还是感到腰杆儿硬了许多。

　　叶挺将军的后代也在这个历史阶段来到了北京。这代表着新中国建立以后来到北京的一大批主流北京人。将军的孙子叶大鹰在他拍摄的《红樱桃》、《红色恋人》里表现着一种对红色的偏爱和执著。或许因为叶挺将军的缘故，有人把他归为“红色贵族”，他告诉我不喜欢这个称谓，因为他不是贵族更不红色……但必须承认，父辈给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成长为北京人的经历：

　　“部队大院儿孩子突出的地方，是在我们的作品里体现出的所谓‘暴力美学’，就是说用审美的方式看待暴力。因为从小崇尚英雄，打小就在军事化、集体化的生活下成长起来，军人对于我们是一种精神寄托，是一种很难用言语表达的特殊情感。”

　　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叶大鹰的成长经历了新中国每一个不正常的历史阶段，这让大院儿里的孩子更加与众不同，他们还无法体会到政治苦难的严重：

　　“童年生活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特别忙，从早到晚的忙。”每天早上四五点钟，爬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去钓鱼，六点钟左右提着战利品回家，领着妹妹到食堂打饭，再给被隔离的父亲送饭。然后背着书包出门，其实根本就不到学校去。叶大鹰在老乡家里养了一只狗，他的任务就是喂狗，再玩儿一圈。到中午快放学的时候，继续打饭送饭。下午更加快乐，游泳、钓鱼、偷西瓜、偷白薯……。晚上六点半一到，大喇叭播放的全国新闻联播是全院儿打弹弓仗的小孩儿们集合的号令，他们的子弹是用白天撕的大字报做成的。等到回家，昏头昏脑，已经基本上睡着了。

　　等到理解了政治运动的意义以后，叶大鹰开始更多地感受北京，感受北京人。1969年随父亲下放到上海，1984年回到北京，十几年的磨砺让叶大鹰更多地体会到了北京的独特。“北京是我最亲近的地方，我最愿意呆的地方。”用北京人的幽默感“调侃”自己对情感的一种理解、表述心情状态也成了叶大鹰在人们面前的一种常态。叶大鹰很勤奋，但他对自己工作的描述却是：“北京人工作的态度和别人也不太一样，也用功但看起来总像是一玩票的。反正我就是这样，这就是北京人的生活方式。”因此，想要见叶大鹰，可以去酒吧。他和王朔、姜文三个人一起开的酒吧叫 “非画廊”，取谐音“废话廊”，这儿就是他们和朋友聚在一起说废话的地方。

　　而在大院儿以外，新中国给北京人带来了另外一种优越感。中国从1958年起实行的户籍制实质上是一种城乡隔离制度，这种制度与特殊时期需要对全国的资源进行优先调配的环境相匹配，与计划经济相适应，使得在这一时期要进入北京只有极其狭窄的个别通路。资源优先配置在城市，尤其是优先配置在北京，也就在无形中培育了一些北京人的优越感。想起现在还时有发生的“北京人”和“外地人”之间的感情或心理冲突，就是两种体制转轨带来的不适反应。

　　但在一个进步的时代，社会整体的变化减弱了社会隔离程度，制度方面刚性的减少也促使融为一体的趋势不断加强。今年7月起，具备一定资格的外地聘用人员均可申请办理俗称“北京绿卡”的《北京市工作居住证》。这个证件的意思是，原先附着在北京户口上的很多附加值将不复存在，北京人的构成又将发生不小的变化。我的朋友金炎是黑龙江人，在北京工作。每次她从此地到彼地，都会说“我回北京”或“我回哈尔滨”，对每个城市都丝毫没有陌生的感觉。时空变成了概念，地域的鸿沟变成文化融合的高速公路。可以肯定的是，更多的北京人会因为空间距离的弱化与信息交流的便捷频繁消解地域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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