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剧场的座位，就是城邦不同政治身份人群的划分图，是城邦社会的自我表演和呈现。歌舞场中央出现了一个酒神祭台，场地后方，在舞台和后台之间有一层布幕，用来作最早的舞台造景 (skene)，后来逐渐发展成木制、石制，最后在罗马时代索性建成一座长方形小屋，供演员休息准备。不过我们考察的时代，演员还都是从布幕或木头墙后面出来的，据说这道墙也有扩音的效果。由于距离遥远，演员们需要穿高跟鞋和鲜艳的衣服以引人瞩目，还要不断变化手拿的面具，这些面具代表不同人物，但是都有一张巨大的张开的嘴，演员把眼睛放在这张嘴的后面，以便观察舞台上的情势。

剧院

　　看戏是国家福利

　　弄清楚了这只大碗的结构，我们回头来看看碗中狄奥尼索斯酒神祭和戏剧比赛的流程，在当时的雅典，最让我们现代人震惊的，就是戏剧和国家仪式的一体化。酒神祭一共要进行6天。第一天要做大游行的准备，剧作者，和演员(不穿戏服不戴面具)登台介绍此次参赛的剧作。

剧场中的座位

　　第二天举行大游行，环绕剧场边的狄奥尼索斯神殿，携带几盘供品。妇女、孩子和奴隶都可以参加。其中一定会有举着巨大阳具 (phalloi) 以荣耀酒神的队伍。

　　节庆的第三天，就是国家仪式日，也是大家都坐到剧场内的时候。活动一清早就开始，到场的有一万四千到一万六千名雅典人。

　　在雅典的其他公民聚会场合，法院陪审员最多在一千五百左右，即使是公民大会也最多聚集六千公民。可以与酒神祭及戏剧比赛相匹敌的只有奥林匹克运动会，或是重大战争之前的聚会。

　　来看戏需要交两个银币入场，这两个银币无需公民自己掏腰包，而是来自他们的“戏剧基金”。基于在法院担任陪审员或在军舰上划桨都有津贴，我们知道城邦同样将“看戏”视为值得鼓励的公共行为。而且这个津贴制度受到非常严格的法律保护，法律规定：“任何修改这项制度的企图都是违法的。”可见当时去戏院，具有我们今天难以理解的重大意义，它是公民在民主政治中不可推卸的义务。

　　这些国家仪式一共有四项，每项都可谓是雅典全体公民来做演员的政治表演。

　　第一项仪式是祭祀和奠酒，在酒神祭司的带领下，雅典的10位将军全部站上舞台主持祭典。他们要宰杀乳猪，并抬举着乳猪环绕演出空间，让鲜血洒向舞台。10位将军是雅典公民中唯一不靠随机抽签而是票选出来的军事政治领袖，这个方式就表明了他们在雅典公民心目中的头号权威。他们很少集体出现，除非这种场合与他们的角色意义相关：这个仪式体现了雅典城邦的权威，并且也受到雅典权威的佑护。

　　第二项仪式是颁布桂冠，也就是年度“感动雅典”，表彰本年度对城邦贡献最大或英雄事迹最突出的人们。在雅典这个充满雄性荷尔蒙的社会，沽名钓誉是男人们的主要任务之一。雅典城邦一边强调人人平等，一边却不断地用荣誉感来刺激精英意识。能在国人眼中领受桂冠，是一个雅典男性生平最大的荣耀时刻。

　　当然，就像我们的国家颁奖仪式一样，个人荣誉并非主角。桂冠彰显的是城邦的价值观，也就是评判英雄的标准：一定要为城邦整体利益做出贡献，只有这样的个体才值得荣耀。

　　第三个项目则是最古怪的，由一群奴隶端着银条环绕全场，银条是来自外邦的贡赋。雅典在希波战争胜利之后，成为当初对抗波斯而成立的提洛联盟(Delos)的霸主，其他盟国不再具有独立地位，而被划分为5个税区，向雅典缴纳赋税，盟国不得擅自脱离联盟，否则会遭到雅典的胁迫。雅典公民自己不用纳税。而盟邦的赋税必须在每年2月缴纳，以便在2月底到3月初的全民酒神庆典中展示给雅典公民和受邀“必须”来访的外国使节。

　　这就是让外国使节坐在第一排的原因，也解释了为什么希腊语中表示注视的 theoros同时也等于“外国使节”。

　　利用国家场合来展示在地中海地区的军事政治强权，来羞辱他国，是雅典帝国培育的法西斯种子之一，后来经由罗马文化而得到强化，又在基督教的狂热加工下造就了我们熟悉的20世纪的重大灾难。

　　第四项仪式可谓一个“小小阅兵式”。因为雅典是战士城邦，公民个个都有为国参军的义务，要举行固定的全民阅兵是比较困难的。而这项仪式中的阅兵式，参加的都是“父亲为国捐躯的孤儿”。(注意，雅典人认为只要死了父亲就是孤儿)。这些孤儿由国家养大，成年后由国家颁发军服和相关配备(其他公民需要自己出资准备)，再参军为国效劳。所以在祭典上会有一名主持人出来，宣读他们父亲的名字和功绩，鼓励他们以父之名，继续为雅典城邦征战。孤儿们也要排排站，每人对城邦宣誓效忠，特别要提到一长串城邦的保护神的名字，要他们监督自己，追随父亲，为雅典而战斗，不惜牺牲生命。然后这些“ephebes”(即将成为男子汉的年轻人)全副武装绕场一周，再回到他们的专属座位。场面相当煽情。

　　毋庸置疑，这项仪式是为了彰显雅典的军事思想。即当兵之于男性，有如婚姻之于女性，是当时一个雅典人获得尊敬的基本条件。少年们的“军队”展示的是雅典未来公民的理想模样：当个雅典人，就得这样！

　　这四项戏剧比赛开始前的仪式，体现了“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完全是在展示雅典城邦的政治军事实力，宣扬城邦的公民典范和意识形态。如果说祀和戎是许多古代政治体制的重点，那么后来的戏剧比赛，则是属于雅典的发明，是公元前 5 世纪雅典改革的神来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