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氏步入耕读社会大家族发展的良性循环,即以田产助科举,再以仕宦扩田产、固宗族的生存模式,现仍矗立在村西口的为纪念南宋状元董德元而建的“状元楼”、村中的“五桂坊”遗址等说明宋代的流坑村已经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大村落。进入仕途者,上至参知政事、尚书,下至主簿、教谕,超过百人,还有两名御医和诸多未入仕途的文人学士。
但是到了元朝,流坑却经历了近百年的动荡和劫难,主因是董氏汇入文天祥领导的抗元大军,及兵败,“乡以勤王故,遭兵祸稍酷”。随后十余年间,又是“山寇劫掠,出没不时,流坑适当冲要,乡无宁居”,族人流徙他乡。及后,更惨遭“丙申之难”,董氏“少壮奔迸四出,老弱毙于兵刃者不胜计”。董氏族人散亡四方,流坑村几成一片丘墟,科举入仕根本就没可能了。
然而动乱中的董氏家族从未放弃宗族制度的建设,其间修族谱、建宗祠,到朱元璋建明之后,董姓族人陆续返回故园流坑,随着明初社会逐渐安定而休养生息,很快重新繁衍昌盛起来,并复开登科之例,仕者渐盛。虽入仕之人数与宋代相比相差甚远,但仍不失书香门第之风范。
自明朝中期开始,长江、运河的水运成为“黄金水道”,江右商帮异军突起,流坑董氏垄断了乌江上游的竹木贸易,竹木资源为董氏各房派之公产,并依靠宗族力量控了乌江的竹木运输,不仅使董氏摆脱了明代后期经济上的困境,而且在族内新生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商人群体。
发家致富之后,他们纷纷通过捐纳的途径,挤入士绅官僚阶层,还以巨额财富积累去扩大族产、修建祠堂、编刻族谱、立学助教、修桥铺路等,使流坑又一次繁荣兴盛。流坑董氏的价值观和传统的耕读文化一定受到严重挑战,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使流坑的科举功名大为衰落,清朝两百年间居然只出了一个进士,最终从一个科举仕宦巨家蜕变为乡间平民宗族。千年流坑,前五百年仕宦,后五百年经商。
由于传统砖木结构的房子很难千年不倒,加上元代的劫难,流坑现存的建筑多为清代,少数为明朝中后期的。前五百年仕宦所遗留的痕迹荡然无存,仅能从后五百年经商积累所后建的房子里找到一些耕读文化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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