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旁聊天的居民

　　“这些大石头怎么开凿，怎么拼接在一起，又怎么一个个挨着形成锥体而屹立3500年不倒？更难以置信的是，岛上竟有7000座这样的东西，当时能有多少人口，他们怎么干的？”芭芭拉用排比的句式，连续发出感叹的疑问。“这是我第二次来看努拉吉，上一次已经是50年前。1962年，我刚毕业没多久。”“毕业？”我掐指一算，“那么，你经历过二战！”

　　“不，比那还早，我在1939年9月1日前出生，我很老了。”芭芭拉得意地揭露自己的年龄。

　　可是，这个极度风趣、健谈幽默、爬高上低的威尔士女人看上去压根不像72岁的样子。1959年，她随家里第一次来撒丁旅游，毕业后就到岛上做起了英文教师，并最终嫁到了这儿。芭芭拉为我没能看到撒丁民歌和圆圈舞而感到遗憾，她老爸就是研究威尔士民歌的专家，同我有着相似的文化趣味。中午野餐时，她捡拾了几块可可树下半截的树皮，非要塞给我和淇作礼物。

　　后来，在她那无人照料的好几公顷土地上，一所破落的酿酒屋里，我还真的见识了这些可可树皮的用处。采摘的葡萄经挤压抽汁后，进入不同的发酵容器，其中一类“红酒发动机”就是以这种树皮作为木塞，对空气有着特别的绝缘效果。旁边的几个木桶在提取接近百分百的纯酒精，“这是非法的吧？”卡罗质疑道。“不，我们不把它叫作‘非法’，只要不拿出去售卖就行。”离开酿酒屋时，芭芭拉小心翼翼地将木门锁上，然后指指大开的窗户，“其实，谁都可以从那儿爬进去。”

　　淇对我感慨，某个上午，她用自己主妇级的意大利语与女主人丽塔聊完了芭芭拉的一生。“她23岁嫁到撒丁岛，从来没有子女，丈夫在8年前去世。时常有两个工人和丈夫弟弟家的人帮忙照料酒庄，每年回威尔士两三次，看望妹妹和侄子。撒丁气候实在太好，让她彻底不想挪动，或许只会在临终前卖掉庄园，然后回威尔士老家慢慢等着……”

　　芭芭拉最赞赏传统撒丁的周末，亲朋好友一起来园里帮忙摘葡萄，没有雇佣关系，只有劳动后的觥筹交错。我们聊起现代音乐和歌曲，芭芭拉感慨：“我那个时代的歌，你肯定不知道吧？”

　　“可你不该和约翰o列侬同时代吗？Beatles总会吧？”

　　“这个倒还真知道，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芭芭拉哼唱了起来，或许想着葡萄园那些友朋欢欣的快乐往事。

　　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我是在回国许久后，才意识到安东尼奥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这个貌似在高中历史教材中出现过的名字，与某日下午在撒丁腹地走进的那所房子之间的联系。“Gramsci，是一百年前的一位著名左翼记者，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卡罗在路上给我介绍这个陌生的意大利名字。

葛兰西故居的墙上写着他从狱中写给母亲的家书

　　即便是周六下午，吉拉扎镇(Ghilarza)也冷清得可以。如若商店全拉下卷帘门，遮住里面的手机和家用电器，镇上将是一副凝固了百年的景象。这里的居民彼此认识，猫猫狗狗们都有着自己定向的轨道，咖啡店主慢条斯理地弄好一杯卡布奇诺后，与亲戚般的顾客和对面洗衣房的店主交换些极其“重要”的新闻，重要到足以在附近浩淼的Omodeo人工湖(它曾是全欧最大的人造盆地)上激起涟漪的新闻，比方说，纪念撒丁守护神的Sant’Efisio节日中哪家人不能来了，谁家20岁的老姑娘总算要嫁出去了。

　　可就是在这么一个时钟都已停转的死气沉沉的小镇，在惟一的主干道Umberto大街上一所不起眼的两层小房子里，在法西斯主义开始酝酿并将无孔不入的19世纪末，闭塞之野的一个男孩，竟然逐渐形成坚定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葛兰西儿时的卧室

　　7岁时，葛兰西和他的6个兄弟姐妹随父母从北部来到吉拉扎镇，他的父亲是房产登记员。小学刚毕业，葛兰西就因家境困难而辍学。“我的造反本能从儿童时代就针对富人，我各门功课都很优秀，却不能继续学习”，葛兰西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少年时代，已经初步形成阶层意识的他开始阅读《前进报》等社会主义报刊，17岁在卡利亚里接触到马克思的著作后，他旋即建立起自己在社会经济问题上的独特观点。和那个年代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一样，离别故土后，学业和社会工作让年轻的葛兰西与旧体制进一步决裂。意共与中共一样成立于1921年，随后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就篡夺了国家政权，葛兰西成了逮捕令上的头号人物，并在1926年末入狱。“我们要使这个头脑20年不能工作”，在检察长的这番诅咒中，这个无比强大的头脑还坚持运转了11年，直到最终这颗头颅再也带不动在牢狱中拖垮的躯体。葛兰西于1937年4月去世，年仅46岁。

　　这所两层的小房子，除了陈列葛兰西一家在吉拉扎生活时的物件，还展示了大量宝贵的书信，有的来自他被捕入狱前的《火与玫瑰》，有的来自《狱中书简》。客厅的正面墙壁上，是一封写给母亲的信：

　　“谢谢您寄给我的钱，我应该可以为圣诞节买来一片潘娜托尼面包，就像您直接喂到我嘴边一样。当然，我更想尝到一大盘家乡的方形饺……妈妈，原谅儿子不能留在身边孝顺，甚至很可能这一辈子都无法再与您见面，我知道您也无法理解儿子为之奋斗的那些理想，可是……”

　　无论历史如何开着荒诞的玩笑，激情澎湃的年代总能为这个选择遗忘的世界留住那些最光辉的理想瞬间。卡罗和丽塔小心翼翼地检视并消化着凝于葛兰西故居的这些瞬间。连贝卢斯科尼名字都不愿听到的这对夫妇，其实有着温和的中左意识形态，“因为天主教的信仰，或许我与共产党无缘，但我认为自己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我们理应有一个互助友爱的理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