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权保障如此好的监狱，会否起不到惩罚犯罪的作用，反而会造成很多人为了入狱而故意犯罪？”同行的一位社会工作者也许是深受欧亨利小说之影响，如此发问。这个问题显然超出了Danies的经验，他脸上第一次出现了极端困惑的表情。“没有惩罚犯罪？难道剥夺了一个人的自由，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吗？要知道，无论住在什么样的监狱中，都剥夺了对于一个生命来说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自由啊。”正如同行的一位律师所言，“任何两座监狱间的差别，都小于监狱和监狱之外的差别。”

　　以前，我对于监狱的印象完全来自影视作品，里面通常有着极强的戏剧冲突，犯人则往往有两种，一种罪大恶极，一种千古奇冤。第一种类型把人性的恶张扬到极致，后者则展示人性的善如何被扭曲摧残到极致。而狱中的看守，无论正义与否，都将行使着其他任何职业都无法如此光明正大、理所当然行使的权力——专制。但这次沙多隆监狱之行，却使我感受到，监狱里关押的多是普通的犯人，没有几个能够是肖申克，更没有几个是迈克。他们没有强大的人格力量，而是像你我一样普通地活着。作为人，更希望有作为人的尊严，那么作为监狱的管理者，是否也该收敛国家专制的刀锋，给予犯人基本的作为“人类”的权利？

　　在沙多隆监狱的法文网站上，有一段关于监狱理念发展的文字。1600-1800年间，瑞士的监狱管理者常把偷鸡贼和杀人犯关在一起，结果监狱成了犯罪的学校；从1826年开始寻求改变，无论白天黑夜，都把犯人单独囚禁，让他们各自忏悔，结果不少人患了精神病，还有不少人自杀了；从1853年开始进行“进步制度设计”运动，对初入狱者白天和黑夜单独监禁，一段时间后晚上单独监禁，白天给予和其他囚徒交流和沟通的机会，有限制地给予自由。

　　这种监狱管理理念在1945年后发扬光大。二战后，整个西方的监禁理念都发生了变化，监禁惩罚逐渐向“新生改造”转变。尤其是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的签署，更强调了对个人自由的尊重。经历战争的创伤后，人们开始更深入地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强调对囚犯在生理、身体上的尊重，更强调对囚犯作为人的尊严的尊重。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开始改善拘留的物质条件，使得囚室更适合居住、更卫生，设置医院，获得健康服务，制定了更健康和更平衡的食谱，同时考虑宗教场所和宗教活动等问题。

真正的人权保障

　　离开前，我在监狱大门旁发现了一栋别致的小木屋，这是专门为囚犯的家属提供服务的一个名叫Carrefour-Prison(家乐福监狱服务机构)的NGO组织办公场所，创建人是在过去30年里常在各监狱带领囚犯做祷告的Alain牧师。这个机构全瑞士都有连锁，管理层8人委员会由金融家、企业家和法官等当地颇有声望的人士组成，在日内瓦有12个行为心理学家，他们所做的工作是迎接、倾听、与被关押者的家属交谈，给被关押人提供必要的帮助，给刚刚走出监狱的、需要帮助的人提供辅导。我注意到了木屋内的工作简报《Carrefour Prison》，每月一份，用比较大的篇幅用来讲述获释者的故事。比如《AdieuChristian》，讲了一个叫Garin牧师的故事，他在监狱里为犯人服务了10年，做洗礼、祷告等，并担任了Carrefour Prison的10年主席，这个追求正直和团结的人在推动囚犯正常化生活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LeConge》则是一个囚犯的自白，在出狱时他戴着眼镜看外面的世界，发现外面的一切都变了，街道变了、建筑变了、树木变了，他面对的是一个陌生而令他恐惧的世界。见到亲人，感到堆积了太多事情，他想尽可能地表现正常，但他却怀着一个被监禁的心。正如那句话所说的，“自然社会给一个获释者的压力，不亚于监狱施加给他的压力”。正如Alain牧师所说，“对于囚犯来说，真正的监狱是在他走出监狱的这一天才开始的。”这便是我游览沙多隆监狱记的最深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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