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眼前的鹿野苑，想着缅甸和尚的话，感到无言的悲伤，好像我一路来到这里，只为了目睹眼前的断壁残垣和那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们。那些已经毁坏的、已经腐烂的、已经衰败的，显现的不是文化的缺失和挫败，就是征服者的暴虐和贪婪。我想到佛陀的教诲：“一切建造必会崩塌；我们生命中聚合的人或物，终将离散；我们所见的世界，是自己感知的结果，它并不真实存在。”

来自于印度人近乎本能的生命延续感

　　这时，一个人朝我走了过来。仿佛为了表明他的真实不虚，他一到我面前就开口说话了：“你是哪里人？”后来，我得知这位拉亚帕拉先生是孟加拉人，定居伦敦。他正带着太太和儿子在印度旅游。拉亚帕拉先生问我，对中国人来说上帝是谁？我告诉他，在中国，有人信仰佛教，有人信仰基督，也有人信仰马克思，但大部分人没有信仰，也不把谁当作上帝。拉亚帕拉先生不太相信，他认为中国人一定有上帝，而且这个上帝是佛陀。我只好就此问题对他进行了解释。

　　“佛陀并不是上帝，而是觉者。”我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这是觉悟的基因。所以佛经里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拉亚帕拉先生摇摇头，他说：“佛陀怎么可能不是上帝？即使在印度教里，佛陀也是第9大神。”他的太太和儿子站在旁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好像在为这场争论做裁判。拉亚帕拉先生站在树荫下，显出一副极力要说服我的样子，而我站在骄阳下，感到很有必要尽快结束对话。我对拉亚帕拉先生说：“佛陀是中国人的上帝，你说得没错。”

　　我再次回到了瓦拉纳西车站。因为人太多，只买到了去格雅的站票。8104号快车是典型的平民专列。它从旁遮普的阿姆利则一路颠到恰尔肯德的塔塔那迦——塔塔钢铁厂所在地，需要34个小时。在我上车以前，它已经在路上吭哧了一天一夜。它在瓦拉纳西停靠15分钟，把已经饱和的载客能力再强行提高几个等级。如今，我手里攥着的这张二等舱站票，已经因为我紧张的心情而变得汗渍斑斑，像一根发软的面条。我想到甘地写过的情景：

　　“人们像对待羊一样地对待三等车厢乘客，他们的舒适是羊的舒适。”甘地接着质问道，“一等车厢的票价是三等车厢的5倍，可三等车厢的乘客是否享受到了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一等车厢的舒适呢？”尼赫鲁也说：“即使看别人坐三等舱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于是1974年，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把三等舱改名为二等舱，但这不过是一段偷换概念的历史，丝毫无法平复我的心情。车厢里果然已经人满为患。我上下左右环视了一圈，视线所及无不坐满了印度同胞。

　　他们大都穿着破旧的衬衫，我一进来，他们的身体和目光就围了过来。他们从没见过中国人，当我告诉他们我是从中国来的记者，他们把我围得更紧了。叫卖奶茶的小贩从人群中挤过去，一只老鼠趁乱爬出了窗子。一个14岁的男孩主动和我攀谈起来。他说他叫阿密特，种姓是婆罗门。在印度，种姓制度已于1947年废除，但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精神松绑。在世俗生活层面，种姓仍然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尤其是在这趟火车穿越的北方邦和比哈尔邦，种婚礼现场，人们头顶射灯，燃放烟花，将乡村公路变成临时舞场姓的割据仍十分严重。

　　许多人将比哈尔首府巴特那称为“拉鲁王国”的首都，实际上，就是以印度最著名的低种姓领导人拉鲁·亚达夫的名字命名的。1990年以来，亚达夫通过亚达夫种姓与穆斯林的强强联合(MY联盟)上台统治比哈尔。亚达夫是印度最大的“其他落后阶层”之一，他们属于北印度传统的牧牛者种姓，在种姓等级中地位相对低下。然而在种姓分离严重的比哈尔，MY联盟为亚达夫连续4届连任贡献了至关重要的选票。

　　亚达夫认为，历史的不公和骗局否认了他们在上层阶级中的正确位置，他们本该属于上层种姓，而不是被污染的种姓。印度大多数低种姓都创造出了类似的令他们引以为豪的神话，即他们的高贵血脉在时间的迷雾中被诡计多端婆罗门所窃取。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种姓思想的根深蒂固。因此，我能理解阿密特说到自己是婆罗门时，语气中的一丝骄傲。他还在上中学，和大多数印度年轻人一样，理想是做软件工程师。可当我问他对未来的软件工程师来说，最重要的科目是什么，他脱口而出的答案却是“英语”。

　　“如果懂英语，你就能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他说，“而且和中国相比，印度的最大优势也是英语。”“如果能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我问他，“你会去哪儿？”阿密特想了想，回答道：“孟买。”我问起他的老家北方邦，他摇了摇头。“这里穷人太多，他们拖住了社会的后腿，”阿密特说，“我父亲经常教育我，学好英语，将来去孟买工作。”这与我在中国县城里听到的答案几乎如出一辙，只需把孟买改为上海或者北京。我一时搞不明白，学英语和去孟买究竟有多大的必然联系。但对于一个远在印度最落后邦的年轻人，去孟买的迫切性与学好英语的重要性或许等量齐观。

　　“你的英语已经很好了，”我对阿密特说。虽然一个中国人对一个印度人英语的夸奖并不太具有说服力，但密特还是得意地冲坐在旁边的父亲挑了挑眉毛。阿密特的父亲递上一张名片，我也只好回赠一张。在这个热浪袭人的舱位，拥有名片是一件罕有的事，交换名片更显得煞有介事。因此周围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们手头的两张小卡片上，仿佛它们是两只名贵的小鸟，稍不留神就会夺窗而逃。名片上写着，阿密特的父亲是德国贝尔医药公司驻印度分公司的市场营销员。“生意不好做，”阿密特的父亲抱怨道，但他或许意识到和我说这些也于事无补，便转变了话题，问我中国和印度哪个国家的穷人更多。

　　在印度旅行，我经常遇到一些提问。比如，你对印度的印象如何？中国与印度哪个更好？中国与印度谁未来更有希望？一般来说，我只需大而化之地谈两句就足以应付此类交谈。但这一次情况有点复杂。有整整一车厢的听众围着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和阿密特的父亲，阿密特又十分及时地将他父亲的问题转译为了印地语，这让我感到怎么回答都有些为难。最后我只好使出外交部惯用的招术：“据我了解，印度的穷人要多一些，但印度正走在高速发展的道路上，情况会越来越好。”

　　对于我的回答，印度听众表示满意，他们纷纷议论起印度和中国的前景。在一个拥挤得像罐头一样的二等车厢，讨论国家前途是第二件相当奇特的事。“印度有民主，但中国没有。”一个人说。“印度很腐败，中国也一样。”“中国为什么支持巴基斯坦？60年代，印度把中国当成兄弟，中国却对印度发动了边界战争。”一个自称来自孟买的人说“现在印度已经强大起来了。”这个人的话没有引起任何质疑，尽管周围的人都是那么贫穷。

　　“中国也很强大了，”孟买人对我说，接着他还思冥想出一个例证，“中国玩具已经占领了整个印度市场！”透过没有玻璃的窗棂，风吹打在我疲倦的脸上。我看着火车穿行在恒河平原：农田、农民、水牛、村庄不断重复，像一幅单调的壁纸。我想到佛陀也曾走在这片土地上，而这里的景色恐怕自佛陀时代起就没有发生过太大变化。

　　火车即将到达格雅。我想到在印度最畅销的小说《白老虎》里，印度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写了一个叫巴尔拉姆的年轻人：他出生在离格雅不远的小村庄里，作为低种姓的孩子，尽管他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为了生计却不得不辍学去茶铺打工。他一心想着离开家乡，摆脱黑暗和贫穷，终于闯入了大城市新德里，成为有钱人家的司机和仆人。他看见腰缠万贯的主人与跟他一样身份低下的仆人在大都市里积极钻营。在蟑螂、水牛、客服中心、妓女、三千六百万零四个神、贫民窟和购物中心之间，巴尔拉姆的内心世界发生着变化。他想做一名忠仆，但沸腾的欲望却促使他琢磨老虎该如何挣脱牢笼。他最终杀死了他的主人，逃往IT之都班加罗尔。

　　这本书获得了2008年的布克文学奖，或许是最能隐喻这片土地的小说。“你能不能把名片还给我？”当我终于准备下车时，阿密特凑过来讪讪地对我说，“我父亲说，他只有这么一张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