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旱严重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称为‘黑色灾难’——就是没有草。在草原上，我们很害怕这种灾难。”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草原生活了一辈子的农民扎木苏说。

　　20年前，当草原上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被禁止，取而代之分给农民固定大小的土地时，这种恐惧的情绪就产生了。过去20年，同样的地方政策让人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同一块土地上放牧，青草在农民和动物的踩踏下渐渐消失。近年来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压力加快了草原环境恶化，沙漠化威胁正步步紧逼中国。

　　“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我们土地的三分之一正面临着沙漠化的威胁。”七月的北京，一个潮湿闷热的晚上，胡跃高博士坐在他创建的中国农业大学沙漠化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诉说着这个事实。该中心旨在寻找办法应对当前的危机，任务比想象中更艰巨。据估计，中国土地面积的20%(约174万平方公里)已经成为沙漠。仅上世纪90年代，沙漠化土地增加了1.04万平方公里，受其影响的人口约达4亿。

　　究竟什么是沙漠化？它是指可耕种和(或)可居住土地逐渐转变为沙漠的过程，通常是由人口过剩、水资源管理不当、低效的农耕方法、工业破坏性使用土地及气候变化造成的。这本是自然现象，然而中国在过去五六十年，不顾环境代价大肆发展经济，导致沙漠化程度加剧。

　　要知道，不管对中国还是全世界来说，沙漠化都不是一个新问题。因未成功应对沙漠化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例子在历史中比比皆是。公元前12世纪至前10世纪，巴比伦文明的衰落正处在中东环境干燥和变暖的某个时期，人们认为巴比伦文明的衰落和环境变化密不可分。

　　“从对过去五六十年做的研究来看，”胡博士说，“降水量未发生多大改变，可能中国北部还增加了一点儿。我们认为问题在于人口增长，同时现代工业和农业都影响着地区的沙漠化。”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干燥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的农民和内蒙古的牧民有着类似的情绪。人口增长的压力使这个中国最贫穷的省成为遭受沙漠化灾害最严重的地区。

　　在一篇关于宁夏沙漠化的科学论文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胡霞写道：“沙漠地区最大的人口承载量是每平方公里7 ～ 20人，而宁夏南部山区20年前就达到了平均每平方公里125人……为缓和人口压力，改善农民的生活生产条件，改进农村生态环境，中国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在西北开展了生态移民项目。”

　　红寺堡是坐落在省会银川南部150公里的偏僻小镇，生态移民项目中的主要城市。10年前，耗资20亿人民币的红寺堡从沙漠的顶端建起，政府为其命名为“红寺堡开发区减贫项目”，20万人从当地山区被陆续安置到这里。

　　镇上宽阔的大道空空荡荡，似乎没什么生气，镇上的生活节奏也很慢。为躲避沙漠的热浪，居民都不出屋。红寺堡的建成是为了与沙漠化作战，安置沙漠化山区的人们，以便能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然而这并不是所有科学家都同意的办法。胡博士说：“关于重新造林，有很多争论。宁夏的年降水量约200至300毫米。而年降水量在300至400毫米以下时，树木的灌溉率是相当低的。即使10年后，树仍长不大。在这样的条件下，植树不可能解决沙漠化问题。”

　　总体看来，红寺堡的居民对搬迁还是积极的，尤其是那些从贫困山区搬来的农民。虽然红寺堡仍面临许多挑战，但成千上万在这里开始新生活的居民乐观地憧憬着未来。

　　“这个镇子现在还不完善，依照目前的发展来看，几年后这里会很好。”在镇中心开着一家餐馆的马女士说。春天，当风吹过纵横交错的街道，周边沙漠被刮起的沙尘笼罩了整个镇子。“三月开始刮风，”马女士叹了一口气，“刮风的时候，真的什么也看不到。每年都一样。”

　　每年春天，来自中国北部沙漠的沙尘暴开始入侵，在向东迁移的过程中，会时常降落在首都北京，将整个城市包裹在它那奇异的黄色光线之中。近年来，沙尘暴已经造访过朝鲜半岛、日本、中国台湾，甚至到过美国的西海岸。

　　在内蒙古，耕地变得越来越干旱和贫瘠。20年前，新的“土地合同政策”有效地阻止了农民的游牧活动，并分给他们属于自己的土地。“在过去50年，我们把草原一步步变为耕地，”拥有草原管理学硕士学位的胡博士说，“我们在部分草原上开发了城市和工业，通常是在高质量的草原上做，同时饲养更多的牲畜。于是人口增加了，动物牧群的数量也增加了。草原面积越来越少，每只牲畜可食用的草地也越来越少。渐渐地，变化就这样发生了。”

　　在红寺堡西几百公里处，一个不太显眼的建筑紧挨在腾格里沙漠中一座悬崖状沙丘旁。它是沙坡头沙漠研究中心，许多专家在此进行沙漠控制的研究，联合国于1994年将其列入“全球500个环境保护中心”之一。

    撰文 · 摄影：韶华 SEAN GALLAGHER

    翻译：章元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