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人民日报》社在永安里盖了一座新的宿舍楼,我们家搬去那里。如今的CBD核心区当时还是一片芦苇荡,只有我们孤零零的一幢楼房, 夏天的晚上总是震耳欲聋的蛙鸣伴着我们入睡的。而东大桥路在当时只是一条细细的小马路,路西是一条柳树沟,沟里有水,两岸都是柳树和密不透风的灌木丛。我们经常钻柳树棵子玩,从永安里一直钻到东大桥才见天日。
1966年,文化革命爆发了,所有的人都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北京的街头乱窜,除了毛主席发布新语录大家都会敲锣打鼓上街去游行之外,大街上常常是空空荡荡的,我至今还记得夜晚走在空无一人的长安街正中间的情形。
那时北京的年轻人中有很多朋友圈子,大家骑车去颐和园,甚至骑车去香山玩。我就在那时因为朋友间传看的手抄本小说结识了王小波,颐和园的西堤见证了我们的爱情,那里还有一个现在已经被封闭起来的小岛曾被我们命名为“快乐岛”。
1969之后,我离开北京,远赴内蒙兵团,又辗转到山西农村,再到后来,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开始了20年与北京散多聚少的生活。但是无论我走得多么远,北京永远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是我永远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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