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人物说天津】

　　翻看天津近代历史，那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总如走马灯一般在眼前你来我往。他们串起了一段段精彩的历史故事，成为天津这座城市最浓重而亮丽的底色。如今几番轮回，那些曾经的风云人物早已不在，却让人不禁联想，如果他们还在，对于天津该是怎样一番评价？

　　@李鸿章：天津，无语凝咽

李鸿章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度过了30多个春秋。任职期间，他在天津兴修铁路、搭建电报、大办军需工业，风风火火开展洋务运动，然而在天津的一番丰功伟绩却没能将他的好名声保持到底，《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两张卖国条约使他被成为千古罪人。而他也再没能让在战火中饱受摧残的天津工业重新恢复。

　　@曾国藩：天津？毁我一世英明！

曾国藩

　　1870年春夏，著名的“天津教案”爆发，天津民众因不满法国人虐待婴儿火烧望海楼等4座教堂，并杀死数十名法国人和中国信徒，引起中法之间交恶。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经过一番调查后，考量度势，最后决定将闹事严重者处死、充军流放，将天津知府知县充军发配，并赔偿外国人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这个结果，令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大为不满，痛骂曾国藩“卖国贼”、“湘军之耻”，曾国藩一生自居“忠臣”英明，毁于一旦。天津教案事件后一年，曾国藩自觉“内疚神明”，与世长辞。

　　@梁启超：饮冰于此，忧国忧民

梁启超

　　晚年的梁启超告别官场后，远离北平政治中心，选择了在天津静心著书立说，他在天津修建了自己的住所饮冰室，并在这里居住了21年。在这期间，他潜心思考中国社会的走向，探讨中西文化的融合。和此前以引进西方文化为主的思路不同，他在此一时期提出了“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的主张。这种调和东西文明的思想文化主张的出现，是梁启超在反思过去30多年如梦般的政治生涯的基础上，结合1919年游欧时进行的实地考察，深思熟虑、提炼升华的结果。除了著书立说，梁启超还曾在天津创办《庸言》半月刊，该刊声称超然于所有党派团体之外发表政见，坚持“独立不倚”。而除了谈论时局，梁启超在天津时还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民族工业的发展上，他曾大力支持并资助日后中国的化工巨子范旭东进行“工业救国”，翻开了中国制盐工业史上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