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很多瑞典人，他们都会有些不解地问：“你为什么来瑞典？”诺贝尔的故乡？可以看到极光？曾经的免费大学教育？对本地居民而言，这些理由都不够充分。他们有一种奇怪的谦虚，更愿意谈论自己的国王不善言辞，经常在演讲中说错话。在这几近北极的遥远之境，地广人稀，冬季漫长，下午3 点便天黑，轻薄的雪，一夜便可皑皑。瑞典人并不认为自己的国家应是当今世界的热门去处。

冬天的斯德哥尔摩市政厅

　　>>百无禁忌的后现代之城

　　中国人总是喜欢用“京”字命名城池，因此斯德哥尔摩也被叫作斯京。和其他“京城”不同的是，斯京城里没太多摩天大楼，新城、老城的建筑风格保持一致，建筑大多不披光鲜的表皮，而是一直陈放在岁月里，旅行者和居民皆可享用。老城Gamla Stan 位于市中心的小岛上，距今已有700 多年，除了皇宫、教堂、广场等景点之外，还有更多餐馆、咖啡馆和手工艺店，充满沸沸腾腾的人气。老城西面的小岛，

　　曾是贵族和骑士的府邸，骑士岛教堂更是厚葬王室的墓地，而动物园岛上的瓦萨博物馆只为珍藏一艘从海底打捞起的17世纪战舰。这些名胜联袂见证了瑞典最强大的世纪。瑞典不曾当过世界霸主，但一度称雄北欧，甚至染指英格兰和法兰西，这是瑞典人的祖先——维京海盗开创的伟业。

　　公元9 世纪至12 世纪，这群身强力壮、凶狠野蛮的“开拓者”帮助瑞典以及其他北欧国家实现了崛起。他们对财富的饥渴与追逐为后世瑞典奠定了基础，或许也留下了启迪。在跨越了漫长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生活富足的现代瑞典人自由、开放、崇尚多元，以3 个S 闻名于世：Socialism, Sex and Suicide(社会主义、性和自杀)，成为中产社会的范本。

　　“社会主义”指的是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制度。在瑞典，按照收入高低会征收30%-55% 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仅次于丹麦，位列世界第二。电、油、书、酒和食物还有增值税，税收收入能占全国GDP 的近一半，而GDP 支出的一半多被用于公共服务，公务员、工人和服务从业者都能获利，因此瑞典的贫富差距并不大，光鲜的中产和满身油漆的维修工往往一起坐在公交车上晃荡。

　　年轻人的梦想不至于被现实压迫，但也不容易发家致富。瑞典姑娘安娜激动地说：“凭什么有人不工作却也可以领很多钱，这不公平。我就是希望可以变得富有。”她的朋友们则耸耸肩：“平均没什么不好啊。”政治的清明往往会带来性解放，同性恋的问题已经不再时髦，这里甚至已经承认了“第三性”。在填表格的时候，如果人们不乐意在性别这一栏填上“男”或“女”，完全可以填别的。

　　而高自杀率则是这个生活质量名列前茅的国度的另一面，在生命伦理的领域，她也领先于其他国家，放宽了底线。经济自由的人自由地去死，没有世俗压力的人玩起了性别，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出现这样一种暧昧不明却面目可亲的现实，好像调出了一杯后现代的酒，摆在了世界面前。各种曾经坚硬的界限被打破，甚至连民族国家的边界，似乎也在这里变得模糊起来。

　　瑞典拥有全世界最友好的移民政策：自二战开始，保持中立但处于德国实际控制之下的瑞典已经开始大规模接受难民——当时主要是从纳粹占领国家中逃出来的犹太人，而现在大部分难民则来自伊拉克、伊朗等争议国家。截止到去年，瑞典有14.3% 的人口是在境外出生的。雷夫是瑞典某知名大学的教授，他的第一任夫人是在美国上大学时认识的韩国同学，离婚后他带着孩子住在斯德哥尔摩，有稳定的伴侣(法国人)，但并未再婚，还时常往中国跑。

　　他在理科院系里开了一门跨文化交流的课程，8 人的小班里有一半是中国留学生，3 个瑞典学生中，一个是被父母从台湾收养的，一个由法国移居于此，只有一个是土生土长的瑞典人，剩下的一个来自伊朗。他喜欢在课上引导大家讨论“认同”，但学生们并不十分热情，也许是懒得思考，他们总是说：“我不觉得自己在认同上有困惑，我过得还不错。”雷夫有点失望，但又有点满意，他说：“我从来都认为民族是个伪命题。”这个天真的论断在瑞典居然真的有几分蛛丝马迹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