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超市中仍充斥着鱼肉，但“海产足迹”表明，这种丰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假象，因为它依赖于两个令人忧心的现象：一，在公海里捕鱼的范围越来越广，把休耕的公地变成了过度开发的垄断渔场；二，穷国的海产被出价最高的投标者抢走。

　　在人类对海产品需求的推动下，捕鱼船队驶入全世界每一处未经捕捞的公海渔场，如今已没有可开发的新领域。即便如此，还是不够。捕鱼产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快就会超过所有新老渔场的海产品供应量。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新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海洋里剩下的鱼已经几乎无法承受目前的疯狂捕捞攻势。事实上，该报告表明，就算全世界目前的渔船、鱼钩和渔网减去一半，捕的鱼还是过多。

　　然而，根据相同的数据，一些科学家得出的结论跟丹尼尔· 保利有所不同。华盛顿大学的渔业学家雷· 希尔伯恩，认为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丹尼尔喜欢展示一幅图表，告诉人们全世界60%到70%的鱼类资源遭到了过度捕捞，甚或彻底崩溃。”他说，“粮农组织的分析和我独立完成的研究则表明，这个数字更接近30%。”他还补充道，海产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没什么可惊讶的，因为全球捕鱼业的目标就是在不危害鱼群长期生存能力的前提下，将之完全开发利用。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正尝试饲养鲑鱼和金枪鱼等高等级掠食者，弥补世界日益增大的海产品缺口。此举有助于维持市场充足的假象，但同时也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几乎所有的饲养鱼种，都要靠小鱼的肉和油来喂养。这是海产足迹发挥作用的另一种形式。如果研究人员能计算出养殖场所消耗野生鱼类的生态价值，或许最终能够说明水产业的真实影响。

　　有了这类工具，或许能更方便决策者弄清各国从海里捕鱼的情况，以及这么做是否公平且具有可持续性。海产足迹这一全球性研究清楚地表明，富裕国家严重低估了自己的影响。如果维持目前状况，市场上的鱼很快就会减少。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富人们仍能享用鲑鱼、金枪鱼和箭鱼，但中产阶级会发现，他们能选择的海鲜种类大大减少，甚至完全失去吃海鲜的权利。

　　那么，海产足迹长远的潜在影响是什么呢？类似的想法能不能指导各国建立起保护协议，给每个国家规定海洋初级生产量的配额，一旦超出，就课以罚款并责令改正呢？

　　“那可真的太好了，对不对？”保利说。他指出，我们已经知道好几种能减少人类对海洋影响的办法：全世界的捕鱼船队减半；建立大规模的禁渔区；限制养殖场对野生鱼饲料的使用。遗憾的是，海产行业往往阻碍了改革之路。

　　海产足迹也能为消费者提供一条绕开障碍的路径，帮助人们维持海洋健康、丰裕的状态。如今有数十场号召对海产进行可持续性利用的运动，各方倡导者都建议我们食用海洋食物链上的低等级鱼类。这就包括购买饲养的非洲鲫鱼，不买鲑鱼，因为在养殖场里，非洲鲫鱼主要吃水草，较少吃鱼；选择用鱼笼捕到的黑鳕鱼，而不是用长线钓起来的智利鲈鱼，因为前者的捕捞过程害死的其他鱼种较少；不吃巨型掠食鱼类，如大西洋蓝鳍金枪鱼，因为它们的数量实在太稀少，再也经不起捕捞。

　　但问题是，环保人士说，海洋已经达到临界点。要想鱼群在将来的日子复苏、壮大，光是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还不够。保利和其他保护生物学家现在认为，建议必须变成强制执行的规定。他们说，要是条约给各国设立海产品消费目标，人民就可以要求政府履行职责，完成目标。类似的策略对保护陆地生态系统起到了很大作用，如限制皮毛或象牙贸易等。海洋也值得我们做出类似的努力。

　　“目前受保护的陆地面积占总数的12%，而受保护的海洋则不到1%，”昂里克· 萨拉补充说，“而且就这1%的海域里，只有极小一部分是完全受到保护的。”正因如此，国家地理学会与政府、企业、环保组织和公民协力促进海洋保护，减少全球渔业带来的影响。

　　说到底，不管是保利、萨拉，还是海产足迹研究项目组的其他成员，没人想破坏捕鱼业，消灭水产养殖，或是禁止人们吃鱼。他们想要改变的，只是捕鱼业的运作模式。他们希望让人们知道，现今捕鱼和养鱼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主张维持现状的人忽视了生态和经济后果。通过精确测量各国对海洋的影响，海产足迹或许能为有效变革奠定基础，让日益枯萎的海洋宝藏有了重建的可能。保利相信，这个过程，能让世界各国在并不久远的将来，公平地分享一片重新焕发生机后真正富饶的海洋，而不是在渔业崩溃之后，贪婪地争抢它残存的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