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县城该原地重建，还是异地重建？这个问题，至今并无定论。一方面，汶川县人大做过两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愈九成民众期待搬迁，激烈者甚至表示“迁到天边也不回去”。“我爱自己的家乡，但我们还要保命”成为普遍的观点。

　　另一方面，专家却为此争论不休。建设部专家尹稚认为汶川已经不适宜人居住，需要异地重建，而四川地质调查队认为汶川基本适宜居住。尹稚和张信宝两位专家为此还在央视发生过一场激辩。阿坝州党委书记侍俊表示，“汶川如何重建，一切都听专家的最终决策。”(7月14日《新京报》)

　　我没有去过汶川，但根据新闻的描述和网上的图片，我能想像到那种可怕的景象：在那样一个四面皆山的地方，地震后的山体已经开裂，任何一点雨水都有可能引起泥石流的威胁，若是晴天，裸露的山体会携带着石块滚落，掀起滚滚黄土……没有人会不热爱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故乡，“九成民众希望异地重建”只能说明那片昔日家园，实在已经不能提供最为基本的安全保障。

　　繁复的计算和利益的博弈，是专家和政府决定的事情；而民众考量的最大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安全”。为了安全，纵有万般不舍，他们亦别无选择。不否认，惨绝人寰的大地震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把人们“吓怕了”，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灾区人民的理性，简单将异地重建的诉求斥责为“逃跑的行为”，尤其是只在汶川实地呆了一天的情况下，仅仅看着卫星遥感照片，就带着精英自负武断下出结论。难怪一些激动的村民准备要凑钱租车到成都，将张信宝接到汶川，“让他过过我们的日子！”

　　“汶川县城95%的房屋没有倒塌，人员伤亡较少”的报道，曾经迷惑了包括决策官员在内的很多人，以至当地政府很早就宣布汶川将原地重建。然而，表面看上去没大毛病的县城，实际上97%以上是危房，尤其是诸如崩塌灾害、滑坡灾害、泥石流灾害之类的次生灾害，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存安全。在惨痛的地震灾难面前，那种“人定胜天”的观念实在是要不得了。异地重建与否，是一个科学的利弊考量问题，而与道德批判无关———“逃跑行为”的指责不仅冷血，而且无知。

　　诚然，异地重建与原地重建，要涉及重建成本的问题，涉及选址规划的问题，还要涉及许多利益调节的问题，纷繁复杂困难多多，但是在这一切之上，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地震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生命至上。为灾区人民的安全负责，必须是首要考虑的因素！然而，单从科学角度出发，确定汶川该如何重建，应该并不需要如此漫长的时间，其中所面临的利益重新分配问题，恐怕才是导致结论迟迟无法做出的原因。

　　某种意义上，专家的观点争锋，也是一种利益博弈的表现；否则，如果是纯粹的科学争议，那么专家们至少都应该实地去做一番翔实的田野调查，去“过过汶川民众的日子”，这是最为基本的科学态度。基于此，汶川如何重建“一切都听专家的最终决策”的政府表态，让人不免有些担忧。

　　事实上，数万名在酷暑与密集的帐篷中等待着争论结束的灾区群众，他们才是真正的当事人。他们的意见表达不应该被忽视，对于未来的家园，他们比任何专家都更有发言的权利。以人为本也罢，从善如流也罢，九成民众希望异地重建的意见表达应该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