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看过一本关于晋商的书，书里说上个世纪山西是中国富得流油的地方。最鼎盛的时候，据说连北京、上海、广州这类大城市里有规模的金融机构，最高的总部大多是散落在山西平遥、太谷的寻常巷陌里。这么一说，仿佛那些大城市不过是晋商们茶余饭后的热闹，更多的时候，他们是运筹帷幄地躲在深门大院里。

古城车夫

　　这么多年过去，这样的认知困惑始终在我的心里萦绕。但是，去了山西之后，我心中豁然开朗，原来那些柔肠寸断的《走西口》与一度“海内最富”的称誉并不矛盾。恰恰是这片贫瘠的土地成就了名扬天下的晋商。

　　只有每一个到过山西的人，不需要翻阅史书马上才会明白，为什么那里的男人要“走西口”——因为穷，穷则思变！只是，聪明的山西人为什么会选择做生意，而不是干点别的？比如寒窗苦读从而谋求仕途，这也许可以归结为没钱的原因。但为什么不搞点手工作坊之类呢，再不济还可以揭竿而起、劫富济贫啊？要知道，在中国古代，“仕、农、工、商”的阶级社会，已根深蒂固地把商人的卑贱地位种植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可让人费解的是，山西人从不避讳自己的身份，商人就商人，他们决不像其他地方的生意人，极力扮成“儒商”模样。

屋檐

　　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又得俗套地搬出一个文化的概念了，有人管它叫做“晋商文化”。就如同湖南人挂在嘴边的“湖湘文化”一样。其实，什么叫做湖湘文化，恐怕大多数人也只能肤浅地背一句广告词：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且不去揣摩什么是晋商文化，但可以肯定的是，说山西人“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绝非文学夸张，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形象。

平遥南门

　　当康熙皇帝实行满蒙友好、停息边陲战火时，他们立刻面向蒙古、新疆组建庞大的商队，浩浩汤汤的驼队把各地的物产运往边关大漠。

　　当两淮盐商垄断专卖时，他们居然可以想方设法一点点夺取到盐业的经营权。而这一切，谁也想不到会让当初那些走西口的汉子做到了。当然，这个过程中的艰辛和苦涩，必然也是常人无法理解以及体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