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口历代文人题诗

　　从梅城渡口摆渡到对岸，沿江堤往下游走一百多米，拾级而上，至南高峰，登上白塔，眼下三江口，烟波浩淼，气势不凡。历史上，不少诗人在此留下踪影，晋代谢灵运，唐代李白、白居易、杜牧，宋代苏东坡、范仲淹、陆游……其中杜牧写的“越幛远分丁字水，腊梅迟见二年花”诗句，说的正是这里。从前梅城最热闹的地方是东关，即城东馆舍、驿站。因为在严州府，所以又叫严东关。严东关凭借水路交通优势，无论从新安江下来运茶叶、木材、徽墨、宣纸、歙砚的徽商大船，还是从杭州、金华、兰溪赶来的客船都在此歇息，既是水陆客运码头，又是南北货物的集散地，房屋鳞次栉比，商铺成行，酒旗林立。徽商朱仰懋看中了这块宝地，开了一家五加皮酒坊，几十只大缸，一字排开，投放白刺、目骨、追风使、南五加皮等中药材，倒入白酒，浸泡数月，浸出暗红色的五加皮酒，有祛风湿、强筋健骨等功效，在阴冷潮湿的江浙远近闻名。不过这种药酒，入口绵绵的，不太辣口，却似棉里藏针，不识酒性的人，往往在不知不觉中醉成烂泥。

梅城最热闹的严东关

　　梅城最具特色的要数九姓渔民婚礼。所谓九姓，是指陈、钱、袁、孙、林、叶、许、何、李，生活在新安江上以舟为家，以捕鱼为业的一支水上部落。相传，他们祖上是元末农民起义军陈友谅的部属，因为陈友谅与朱元璋争夺天下，他们在九江决战中失败被虏，押至梅城。朱元璋将这些人贬为“贱民”，规定不得上岸居住，不能参加科举，不准与平民通婚，甚至上岸不许穿鞋等诸多限制。久而久之，九姓渔民的生活习俗与岸上人截然不同，尤其是用脚盆抬新娘在船头举办水上婚礼，让人惊叹不已。如今九姓渔民早已上岸居住在富春江畔的三都渔村，而奇异的水上婚俗却被当地开发成一项富有特色的旅游活动。花三四千元便可举办一场水上婚礼秀，两艘张灯结彩挂有双喜的木船，泊岸停靠，扮演新郎、新娘与媒婆的都是建德师范学校的学生，稚嫩的脸孔，调皮的表情，让人捧腹。

　　严子陵的“粉丝”范仲淹

　　出三江口，顺江而下，入桐庐，两岸青山收窄，这条水道为千里岗山脉与龙门山脉夹峙形成的峡谷，又称严陵滩，曾是浙西、皖南、赣东主要商埠往来必经的水路。放眼望去，满目葱茏，江水碧绿如染，左侧山上有浅红色突出的巨岩，严子陵钓台就嵌置在七八十米高的峭壁上。这也太夸张了，人怎会在这上面钓鱼呢？坐在船头的游客抬头仰望，不以为然。其实，那只不过是一种人生姿态罢了，其形式如同今天的“做秀”。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很有名的钓鱼人，一位是姜太公，一位是严子陵。王世贞在《钓台赋》中说：“渭水钓利，桐江钓名”。后者说的就是严子陵。严子陵与东汉光武帝刘秀是同窗好友，刘秀登基后多次邀请严子陵出仕辅政，欲封谏议大夫，子陵不受，甘居山林，在富春江畔以耕钓为乐，后人仰慕他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前往凭吊的“粉丝”络绎不绝，其中最有名的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

入桐庐严陵滩

　　1034年，45岁的范仲淹，因谏言而得罪了宰相吕夷简，被贬睦州。客观地说，在历代封建皇朝中，宋代的皇帝还是不错的，范仲淹虽然被贬，但仍然是在睦州做官，当时这一带都属于他的管辖范围，于是他在富春江钓台底下替严子陵建了一座祠堂，还写了一篇挺有名的《严先生祠堂记》，文章最后四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作为一名政治家范仲淹为甚要如此来称颂严子陵这样的隐士呢，难道他碰了壁、受了阻，看透仕途枯荣，萌生隐居之念。其实不是，范仲淹在睦州没有几年，西夏战争爆发，朝廷实在选不出人，只好派他去西北前线，范仲淹不仅文章写得漂亮，率兵打仗，有勇有谋，同样精彩，很快捷报频传，立下战功。仁宗皇帝乐了，下旨召他回汴京(今开封)，出任副宰相。范仲淹面临更大的挑战，他想从原有的官僚体制里面做改革，推出了“庆历新政”，不过仅凭借习惯化了的价值系统来改革，当然很难成功，立刻遭到了皇亲国戚和权贵大臣的反对。1046年“庆历新政”宣告失败，范仲淹再次被贬，离开京城，恰逢另一位被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之邀，于是写下了那篇更有名的《岳阳楼记》，文章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几乎成为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座右铭。今天重读两篇“名记”，咦！相隔12年，又都是在被贬之后写的，竟然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看来范仲淹不仅衡量知识分子有两种尺度，而内心存在出世与入世，或者说立功与隐逸的双重性格。不过，挺可惜的，原严先生祠堂因富春江水电站的建设，已淹没水下，如今的严先生祠堂为1983年重建。

　　离开严子陵钓台，过芦茨湾，经富春江水电站大坝，往下游十几公里，远远看到桐君山。桐君山是桐庐的标志，在分水江与富春江交汇处，一峰突起，如翠玉浮水。桐庐县志记载：“有人采药结庐桐木下，人问其姓，指桐木示之，遂山名桐君，郡曰桐庐。”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桐君，黄帝时人，采药求道，识草木金石性味，着有《桐君采药录》，被尊为“华夏中药鼻祖”，其山被称之为桐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