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或是当今主流媒体都说是法国人莫霍(Henri Mouhot)1861年发现了吴哥，我们在佩服这位年轻生物学家的同时，不得不承认殖民者话语权的强大。其实在此275年前的1586年，葡萄牙人Antonio da Magdalena已经报告了他在废都吴哥的所见。而中国元朝的使节周达观更曾于1296年到过仍为王都的吴哥，并在那里住了一年，写下《真腊风土记》，之后来华的法国人Adel Remusat首先于1819年把它翻译成法文发表。我读过的柬埔寨文献中心主任Youk Chhang的一篇文章提到：800年前中国外交官周达观首先向世人叙说了他在吴哥窟的见闻。

小和尚哥哥也有迷茫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来自天朝见惯了豪华宫殿的的周达观，初到吴哥窟时，会不会也是震惊和惶然？

　　坐在巴戎寺后面的乱石堆上，望着那些残墙断壁和周围的森林，一阵抚人心弦的微风吹过，想起中国明朝的杨慎写过一首西江月，那是吴哥王朝败走丛林的几十年后，让人不禁怀疑这首词是给此时此景的写照：

　　天上乌飞兔走，人间古往今来。沉吟屈指数英才，多少是非成败。富贵歌楼舞榭，凄凉废冢荒台。万般回首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

王者的微笑，笑后人至今未能超越？

　　走出丛林的思索

　　就在飞往暹粒的时候，我们家的Snoopy也在从葡萄牙北部古城Braganca往西班牙旧都Toledo的路上，ICBC网银的记录每天都提示着银两的流出。我写邮件对他说：你可以把这看作是学费的另一种形式，旅游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学习。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很多时候，旅游往往只是自然风景的代名词，却对影响我们最大的历史和人文少有触及。   

　　记得上中学那阵，天天跑到邮电局报栏看《人民日报》，当时的主要国际新闻之一便是关于柬埔寨的。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来到柬埔寨，特别是来到当年红色高棉根据地之一的暹粒，红色高棉是一道绕不开的问题。今日常见世人痛斥其后来的反人类行为，却鲜有从历史角度思考它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演变，以及如何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再现，如同我们中国的文革。

　　当年在柬埔寨丛林成立的红色高棉，并不是一群绿林好汉式的队伍。它的领导层大多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包括波尔布特和英萨利，乔森潘更是获得过巴黎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后在王国政府里担任商业国务秘书这样高的职位。 

　　在洞里萨湖的水上商场，见到一本柬埔寨文献中心(Documentation Center of Cambodia)出版的《民主柬埔寨历史》英文版，它对民柬的建立和演变，有着比较学术性的研究和描述，我把它买下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再看湖上渔民的辛酸生活，感慨良多。

　　在金碧辉煌的金边皇宫，我进入了铺有5329块银砖的银殿，那用90公斤黄金建造的西索瓦国王塑像，镶有9584颗钻石，在感叹它奢华的同时，或许已经看出它和红色高棉出现的某种关联了。事实上，当年乔森潘抛弃官禄投奔丛林的一个导火线就是因同情农民反对政府的强行征地运动而受到牵连，而他之前的博士学位论文提及过均地权的思想，须知他自己却是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