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国钰说：“归根结底，我们是蜜蜂，是传播者，把城市信息和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带到目的地，把当地的需要告诉有实力、有爱心的机构和企业家。”他同时表示，要澄清一个错误的认识，将“义工旅行”和捐赠物资划等号。“义工旅行”是以开放、平等的态度与当地人交流、合作，重点不是物质给予，而是观念、信息和情感的沟通。这也是志愿者们在带去书籍文具之外，花时间与孩子们做游戏、实施“快乐阅读分享”计划的原因。

　　“多背一公斤”活动的创始人“安猪”多次强调，“每一个乡村孩子都是快乐和有天赋的，”他说，“我根本没有资格去施舍什么，他们挺有尊严。”一些志愿者也表示：“我们在旅途中的确做了一些事，但实际上我们得到的回报更多，获得的快乐更多。”

　　上海一家软件公司的总经理陈刚新近撰写的一篇“游记”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位“资深义工”春节前带领朋友去安徽涡阳县吕湖村，给当地一所初中带去了十台电脑，并帮助建起了电脑室，教学生们学习打字等简单的操作。

　　陈刚在这篇网文中写道：“校长是个60多岁的老者，学生淘气又可爱。几间教室都把桌椅板凳收拾到墙角，空出场地进行手工、电脑、唱歌、跳舞的短暂课程。”

　　“快乐的时间过得更快，短短的四个小时，我们又要上路，奔赴城市中温暖的家。孩子们也要开始享受假期的自由日子了。”

　　“义工旅行”走向何方

　　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义工旅行”目前也存在一些误区，比如，“驴友”参与的热情高，但掌握需求不够准确，有的甚至将“义工旅行”当成了处理废旧物资的途径。

　　一位“驴友”就向记者讲述了令他记忆深刻的一件事。在一次为乡村小学征集图书的活动中，组织者收到几大箱图书，其中却有不少是小学生不需要的时尚杂志。这位“驴友”说：“参与者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旅行目的地希望接受什么帮助，而要了解对方的需求，协助当地一起完成。”

　　另一个困扰“义工旅行”的问题是，目前公益行为多集中在教育方面，领域开拓不够宽广，参与、推广“义工旅行”需要更多发散性思维。

　　肖国钰告诉记者，他自己就十分欣赏杭州大学生的“毅行”活动。这项原本旨在锻炼毅力的登山活动现已成为一项“义工一日游”。登山的人一边爬山，一边沿路捡拾游客留下的塑料袋、可乐罐、饮料瓶等垃圾，在“一日游”的行程中实现了保护环境的目的。

　　肖国钰认为，这个思路很有启发性。目前农村地区和小城市还未普及废旧电池回收处理，如果旅行者在旅途中回收废旧电池，也可成就一次“义工旅行”。此外，还可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在目的地开展义诊、提供科技咨询等服务。

　　放眼“义工旅行”的发源地欧美国家，这种旅行方式已被演绎得多姿多彩。在美国，人们热衷于在旅途中从事动植物保护工作。其中最易行的方式是，当导游带领游客观赏动物时，义工在一边承担监督工作，防止游客因举止不当被动物伤害或对野生动物造成伤害。还有不少人会选择到东南亚国家旅游，深入当地的聋哑学校、残疾人家庭、流浪者救助站、医疗健康中心、孤儿院等担当义工。

　　和这些国家相比，目前，我国“义工旅行”的社会参与度并不算高。这也就直接造成了专业义工队伍的缺乏。一些“驴友”告诉记者，现阶段的活动多是依赖旅行者自己积累的原始经验，如果有专业义工团队的指导，相信能帮助参与者获得相应的技能，强化自律精神，避免在旅行中“帮倒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