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年间，清政府明文规定:“口外绥远等地仅容孑身商贩往来，挈室者有禁。”(〈清史稿〉卷120，食货志)因此，“走西口”来包头经商者的眷属多在“口里”(山西等地)。大清会典还规定豪旗之间、蒙汉之间禁止通婚。然而，“抽刀断水水更流”。到嘉庆14年(1809年)包头村改置包头镇时，人口已增至1500余户，掺杂着汉、满、蒙族婚礼习俗的包头婚礼旧俗也日渐形成。

　　包头婚礼旧俗先从娶亲说起。娶亲选定吉曰良辰，走在娶亲队伍前的是一对男童，每人一手提灯笼，一手拿把干草。随后是鼓匠，一般鼓匠6至7人，，其中核心人物是吹唢呐者，沿街吹奏“得胜鼓还朝”一曲。鼓匠后是轿和骡马轿车，花轿是红慢翠盖，上面插龙凤呈祥，由角挂着丝穗，有钱人家娶亲为五乘桥，花轿三乘，娶亲去的路上女迎亲者坐一乘；其余二乘由压轿男童坐，迎回时新娘、迎亲、送亲各坐一乘，另有二乘蓝轿；用蓝呢子围盖，上面插铜顶，由新郎、伴郎各坐一乘。老百姓称这样的迎亲队伍为“小登科”，按习俗就巡检、县老爷乘马遇上迎亲队伍也得停下让路。

　　婚礼喜庆最早起源于东汉《后汉书·卷112上·李合传》记载:大将军窦宪纳妻，天下郡国皆有礼庆。“娶亲时提灯、乘车(轿)、鼓乐皆起源于唐代，白居易〈春深〉诗中就有”春深娶妇家，两行笼里烛，一树扇间花，宾拜登华席，亲迎障　车。“〈庸会要〉卷83亦记载今贵族豪富婚姻之始，或奏管弦，以极欢宴。”

　　娶亲队伍回到大门口，先是鞭炮喧天驱灾压邪(燃爆竹驱邪习俗起源于晋朝，晋朝人宗慷〈荆梦岁时记〉载:“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然后由两位年长老妇手拿油灯笼点着，把干草烧着，燃草称“祝灾”，表示驱灾祈福的意思。新郎下轿穿着长袍马褂，身披红绸。清朝时头戴“瓜壳”帽，民国初年戴礼帽，上插金花。男子插戴花冠习俗最初见于唐代，称“一年景”，寓富贵之意。新娘头戴花冠，俗称“凤冠”，冠上金凤衔珠串，金玉玳瑁理，身穿犹如戏装的红蟒袍，绣珠凤，头上藏红盖头。新娘结婚前一天要“开脸”，由婶娘、舅妈、夫妇，双全有子孙者修去新娘上的汗毛，以示处子生活结束。新娘头上蒙红色轻纱始于东汉，盖头以遮羞避邪，嫣红取吉祥之意。新郎、新娘下轿脚踩红布，沿道有亲属托着盘子，放着红枣、花生、桂圆、栗子等撒到新郎新娘身上，取意“早生贵子”，一般只撒红枣、花生，取意“早生”。

　　“卜地安帐拜堂之礼”(〈封氏见闻记》始于唐代。包头地区称“拜天地”。帐(俗称“喜棚”)内放一供桌，习称“天地桌”。桌上放大斗、尺子、剪子、镜子、算盘、秤，称“六证”意为“六证”可知家里粮有多少，布有多少，衣服好坏，容颜怎样，帐目清否，东西轻重等。民间讲只有“三媒(媒人)六证”才表示新婚合理合法。土默特蒙族则是另“六证”，即香斗、蜡烛、明镜、弓前、胸叉骨、五叉上苫哈达。

　　新郎进帐先拿弓搭箭向四方虚射，土默特蒙族则是娶亲时就身挎长弓箭壶，然后把月箭放在新娘家的房外。这是古代抢婚的遗俗，是女子对父系制从夫居的反抗，妻方要坚持旧传统，男子全副武装用抢婚来实现把妻子留在夫家的愿望。

　　“拜天地”后新娘入洞房，郎才可揭红盖头，新婚夫妻是喜是悲在此一揭。由于封建社会“婚前男女不相面”不知酿成多少爱情悲剧。

　　包头旧婚礼事席一般是三个盘，除一盘凉拌豆芽外，有清真苹(或炖牛肉)、爬肉条和大烩菜。婚宴不可少的是黄米糕，“糕”与“高”谐音，从汉代起就有吃糕取长久吉洋之意。

　　洞房花烛夜要“闹洞房”，包头有“三天没大小”的说法，亲明好友让新郎新娘“说令子”(绕口令)或唱情歌，从而增添了新婚的乐趣。“闹洞房”始于南朝，《意林引凤俗通》记载汝南张如会杜士家娶妇就“酒后相戏。

　　新娘第二天回娘家称”回门，土默特蒙族是结婚一个月后回娘家住对月(一个月)，这不是新娘不忘父母培养的现代观念，是“不落夫家”的古代习俗的象征。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带来男子从妻居向女子从夫居的转变，女子不愿立即实现这一转变，因而才有“不洛夫家”的象征性的“四门”。

　　婚礼习俗是世代相传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婚礼习俗是历史遗痕，有精华，也有糟粕，考证婚礼习俗，才可达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