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有盛名的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等“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楼”，最近传出计划集体“打包”申遗的消息引发各方关注。而在3日举行的一个论坛上传出最新消息：中国文物学会历史文化名楼保护专业委员会负责人称“还没有达成完全统一的意见，还在协调中”。(11月5日《北京晨报》)

　　应该说申遗并不是件坏事，被列为世界遗产，无论是自然的还是文化的，都是中国之于世界与子孙后代的贡献。同样，“十大历史文化名楼”申遗，不管是否列入议事日程，也不管这些建筑是否为历史的原件，一座楼就是一段历史、一段传奇，都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都可以走向世界，让人类共享。

　　不过，我国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来，申遗作为一项文化保护工程，在有的地方逐步演变成了旅游开发的包装工程，申遗变成了功利的“兴奋剂”。一方面，以旅游为目的申遗，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以及申遗前后“两重天”的境遇，让文化成为过度消费的易耗品。

　　另一方面，申遗投入与产出的简单“换算”，申遗成功后，门票价格迅速上涨，早已成为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则，既将申遗的成本转嫁给了纳税人，又让申遗的成果变成了地方兜售牟利的道具。既定的因循路线，使得申遗很容易变成地方谋求旅游升级的一场游戏。如此语境下，“十大历史名楼”的申遗，在未有定论的情况下，引发公众一致的隐忧便在情理之中。

　　当然，文化保护与文化利用并不相矛盾，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不仅要从体制机制上加以保障，更要从发展方式上予以根治，要像维护生态环境一样，维护好文化遗产。

　　一方面，从申遗的申报程序上，保证文化保护的纯粹性；另一方面，从旅游产业发展的模式上，打破“门票经济”的怪圈，让文化遗产成为旅游的一个环节而非全部。此外，完善文化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遏制地方重利用、轻保护的政绩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