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城市性格，多被概括为：世俗、市井。但其实，近代史上的武汉从来不乏血性。同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重镇，没有天津的名士荟萃，也不似南京的名门正统，却有着一锤定音的决绝。武汉历来是重大革命事件的试验田和首发地，从汉口抢码头立镇到林则徐禁烟，从“汉阳造”掀开中国近代工业开端，再到1911年那场惊骇世界的武昌起义，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结点，武汉骨子里的革命尚武精神从未缺场。颇具意味的是，在中国近代发轫之始就刻在武汉大学校门牌坊上的“国立武汉大学”六字，倒过来念成“学大汉，武立国”，似乎是对于这座城市性格的绝妙隐喻。

武汉

　　然如今，已走出革命史的武汉，每逢“千载难逢的机遇”总不免尴尬收场，曾与北京竞争首都一票惜败，中部崛起战略失先机，竞评新特区屡失利……因此，世人难免以带点戏谑的口吻感叹武汉如今的失落。这个小市民化的二线城市，与近代那个曾与大上海并称为“两大”的大武汉，以及那个豪情干云的辛亥首义之城，似乎已渐行渐远。但只有细读一番武汉的近代革命史，才能明白这座城市的气场——“战场总是在这里”。

百年武汉

　　辛亥第一枪：战场和过程总是在这里

　　在中国，真正称得上“大”的城市，一个是大上海，一个是大武汉。1918年，美国《竖琴》杂志刊载了一篇《中国的芝加哥》，称“汉口在中国商品市场上所处的地位，可与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媲美。”但比起大上海，武汉的面貌则模糊许多，倒是武汉作家池莉的一句评价“天生了一段反骨”比较贴切。

　　武汉是一个远在江湖的城市。历史上，楚地一直都是骚乱之地。一年的收成不奸，乡人就反了。一年遭了水灾，乡人又反了。楚地江河湖泊众多，水灾连年不断。只要没了吃的，那就造反有理。这造反的豪气发展到近代，就成了码头精神。汉口因码头建镇，近代武汉开埠，长江码头舟楫穿梭，南来北往商货云集。地盘却是靠拳头说了算，敢打敢拼，让当时的武汉码头帮威震南北，也带出了一身匪气。精明、擅算计的广州人常常自忖，辛亥革命在广州搞了那么多次没成，在武汉却一次成功？这与城市性格必然是脱不开的。

武汉

　　武昌起义的胜利，给江湖之远的武汉所带来的自信，在此前无法预计。过去武汉的革命者到上海去见那些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的领导人时，都被瞧不起，认为武汉的革命者土头土脑。起义前夕，武汉的起义者也有意请上海方面来人，却屡请不来。而翻过“辛亥”这一页，武汉三镇才真正从一个土俗、冒着匪气的商埠成长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政治意义的一个舞台，因而也有了后来的京汉工人大罢工、建立国民政府临时政府等重要历史事件。如今，武汉人也讨巧地将“首义精神”追奉为官方认证的武汉城市精神，武钢第一个引进了洋设备，武商是中国商业股第一股，武汉柴油机厂第一个引进洋厂长，武汉自此好像凡事都要争个第一，如果不是，就对不起祖宗拼死抢下的辛亥第一枪了。

　　这一“首义精神”却也助长了武汉的其他特质，比如逞能扬威。尽管武汉后来成为近代中国工人运动的心脏，但也在“文革”期间由汉产的两个庞大革命组织“百万雄师”和“工人总部”酿成全国最大的武斗。而“百万雄师”扣押中央派往武汉的代表王力和谢富治，恐怕当时也只有武汉人敢做这样的事。但按照池莉的说法，就如长江水不曾停留，“战场总是在这里，过程总是在这里，然而，最后的结果准不在这里，建都地点准不在这里。胜利的果实总是不会给老武汉享受的。老武汉是永远的边缘。老武汉因为战争的伤痕和心底的抑郁而如此暴躁和如此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