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教母和“小酒馆”

　　玉林昔日成名的，除了“白夜”，还有一家被称为成都地下摇滚基地的“小酒馆”，如今“小酒馆”在芳沁路又开了家新店，演出多在新店，而唐蕾如果在成都的时候，去的也是新店。

　　我到小酒馆芳沁店的时候，晚上9点还不到。来之前，我一直在思考，或做着心理准备，寻思着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想象着扒开人群，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觅得那个正在呼朋唤友的唐姐。这地方实在太有名了。

　　但一切竟然是安静并略带寂寞的——这并不是一个演出的夜晚。然后怯怯地走进一个满头金白色乱发的人来，怯怯地询问，怯怯地掏出钱包购买了某张看来是门票的东西。他的样子比我的朝圣显得更朝圣，终于让我觉得没来错地方。

　　然后唐姐来了。一身宽大的衣裳，灰色，棉麻制的舒服料子，随意束着马尾，她说那头发平时会披着，显得年轻，而那天她刚从北京回来不久。那多少会令长途旅行之后的她显得更精神，但她讲起话来依然弯弯的笑眯眯的，声音依然平和温柔。

　　她如今的许多日子都在北京，陪伴着将要考高中的女儿，在远离北京市区的某个郊外，过着简朴并有规律的日子。她每天早上六七点便起，自己买菜做饭，然后遛遛狗。有一天她问女儿，“觉得妈妈现在幸福么？”她女儿便说，不再熬夜的她如今气色好了，烟也不抽了，烧菜水平长进了，还有个这么聪明乖巧的女儿陪伴，怎么会不幸福？

　　或许很难想象，这位成都的摇滚教母(或者以唐姐自己的话来说是“摇滚保姆”)竟能忍受如此清净平淡的生活。但对唐姐来说，只要舒服，生活与生活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之前轰轰烈烈地办小酒馆的是自己，如今实实在在做个好妈妈的也是自己，不同的人生阶段，想做就做顺其自然。她从来不接受任何的逼迫，而真正想做的事情，比如戒烟，便可以痛快做了。她一生都随意，并没有刻意去寻得自己的方向，逆反自己的人生。她昔日上山下乡是主动向父母提出，为换得姐姐早日回城；下了乡，她爱站在田间地头唱歌，与人欢喜；去德国，是因为那位来自德国卡塞尔大学的教授来中国时得到她许多无条件的帮助，才觉得她真诚努力，邀她去进修；而在德国学自由艺术的时候，她在教授的鼓励下，得以花一年的时间周游各地打工看演出；而回到国内，她只不过因不愿早起，便办起一间想让朋友们偶尔能来坐坐的“小酒馆”。看她每一个人生的转折，都好似命运的安排，但若非其中的热情与激情、真诚与诚实，可能每一段的故事都会有不同的结果。而热情与激情、真诚与诚实，在最后被唐姐归结为摇滚精神。

　　“也许成都真的是一座没有太大野心的城市吧。”我突然冒出一句。我虽然不愿轻易地将个人描述成一个城市的缩影，但我们生活在某个城市，长成某种性情，总有某种理由。

　　那天晚上，唐姐约我去“小酒馆”新开的一家餐厅，在荷塘月色，一片很大的荷花池的中间。这家小酒馆唐姐如今交给以前家中的保姆王姐打理，烧的是自贡家常菜，鲜美可口。她那日还叫去了“阿修罗”的主唱泰然，叫去了“声音与玩具”的主唱欧波，还有林竹，一位从十八九岁开始便一直追随着成都地下摇滚的乐迷——甚至在她到了日本求学那段时间，也不放弃；还有蔡鸣，小酒馆的摄影师，他总是把小酒馆的演出忠实地记录下来。

　　那日阳光出奇的好，这样的天气在成都颇为罕见，在有着柳树与桃花、阳光与竹椅的傍晚，我们看着天空渐渐变得深沉，然后转为一种说不出来的蔚蓝，月亮圆得发出了银色的光芒。泰然于是趁着月色缓缓吹奏起来，那一刻我想象不出撕心裂肺的叫嚷，只知道音乐与真正爱它的人总是如影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