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汉中盆地已生活了半个世纪。在我10 岁左右，全家离开城市，落户于陕南乡村。村后不远便是巍峨绵亘、隔断云天的秦岭，距被专家们誉为“蜀道之始”的褒斜古道仅数华里。我曾在紧临谷口的褒河中学读书三年，之后务农，割柴、伐木、拉车、筑路，也不知在褒谷中奔波了多少个晨昏，在古道沿线的将军铺、褒姒铺、青桥驿、马道驿、武休关、画眉关食宿了多少回次，至今那些驿道古镇的风光仍历历在目。

　　秦岭西起甘肃临洮，东抵河南伏牛山地，横亘东西1600余公里，南北数十公里到数百公里的山体不仅阻隔了关中与汉中、安康、商洛的交通，实际上也阻隔了陕甘、中原与四川、湖北乃至整个大西南的交通。但是，我们的祖先不畏艰险，很早就开始探索这条山脉的南北通道。从在汉中、安康和商洛地区发现的各种文化遗址和出土的铜鼎、编钟、陶瓷等可推断，在早期人类文明阶段，秦岭南北的人们就越过崇山峻岭，有物质与文化的交流。虽然现在还不能找到最早的秦岭山里古道的遗迹，但是我相信“践草为径”的古人一定会沿着自然形成的沟壑、山脊选择便捷的道路。

　　不同历史时期的先民们在秦岭山中开凿的古道有褒斜、傥骆、子午、金牛、武关等十余条，这些道路基本都是沿着南北向河谷行进的，后世的公路也基本沿着古道开凿。

　　周幽王时“一笑千金”、“烽火戏诸侯”的褒姒的故乡为秦岭之南的褒国，周幽王的国都镐京在今天长安县斗门镇附近，两地相距数百公里，说明险峻的秦岭并不能隔断人类的交往。《尚书·牧誓》写到“武王代纣，蜀亦从行”，说明居于秦巴之南的蜀人曾经参加牧野之战，所走的道路正是古褒国境内的褒斜道。武王伐纣的时间在3000多年前，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秦岭山里已经有了可行军的大道。

　　1967年，在原褒城县所属的今勉县老道寺出土了一件西周“师父鼎”，纹饰形状与宝鸡岐山出土的西周鼎属同一类型。我当年务农时，曾参与过一次古墓挖掘。当时生产队修仓库，在田里取土，挖到将近两米深，突然出现巨型砖块，有经验的老人说可能是古墓，幸而村大人多，不乏有见识者向上面汇报，汉台博物馆立刻来了人，认定是汉代古墓，挖出许多青铜器与陶器。印象至深的是一座四合院落的住宅模型，文物专家说与关中出土的文物相似，足证两地早有交往。

　　《史记》记载：“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这是目前看到的关于秦岭山里栈道的最早记载，说明在战国时秦岭山里已经有了很成熟的道路。关于秦岭南北道路的开通，编辑于宋代的《太平御览》记录了一个算是笑话的故事：“秦惠王时，蜀王不降秦，秦亦无道出蜀。蜀王从万余人传猎褒后，卒见秦惠王。惠王以金一筒遗蜀王，蜀王报以礼物，礼物尽化为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稽首，贺曰：土者地也，秦当得蜀矣。秦王恐无相见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领五丁力士拖牛，成道，置三枚于成都，秦道乃得通，石牛之力也。后遣丞相张仪从石牛道伐蜀。”按照这个故事的说法，关中通过秦岭到四川的道路是人们拉着五头石牛拖开的，这无疑有点戏谑的意思。但任何民族的史前神话都蕴涵着古代先民活动的踪迹，不至于完全空穴来风。

　　据1979年四川青川县出土的秦武王二年(前309年)更修田律的木牍记载，早在公元前11世纪，西周就对全国道路作了科学严谨的规划，把道路与城市、水利、耕地结合起来，综合治理，整齐中富于变化，达到了完美的程度，充分展示了礼仪之邦的高度文明。

　　事实上，古代的道路除调动军队，输送粮草，交流贸易之外，还具备着更多功能，最重要的便是邮传作用。孔子说：“德义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就是说，文明礼貌、道德讲章也得经过邮驿传递下去，让人民都知道该怎么办才行。可以说，没有完备发达的交通邮驿，王命无法下达，政令不得统一；再如边关告急、官吏任免、灾民救济、赋税输送等等便统成一句空话！(文：王蓬 图：黄新力 欲知完整故事，请阅读《华夏地理 》2010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