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城市文化通常受几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地域民俗，二是历史沿革，三是名人取向。在三个城市中，徐州靠近山东，地势为丘陵地带，其城市文化中，不免带有浓厚的齐鲁文化色彩。自强不息、崇尚气节、经世致用、人定胜天、厚德仁民、大公无私、勤谨睿智，这些都是齐鲁文化的核心要点。徐州作为两汉文化的发源地，在两汉历史上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徐州所能保留的历史遗迹、文物也以两汉时期的居多。可以说在中国历史画卷中徐州最辉煌的一幕上映在两汉时期，其它朝代则着墨不多。所以徐州与两汉文化是分不开的。徐州在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名人，很多帝王出生于此，如汉高祖刘邦，南朝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烈祖李弁，后梁太祖朱全忠等。所以徐州又有“千年龙飞地、一代帝王乡”的美誉。除此之外，西汉的安国侯王陵、绛侯周勃、汝阴侯灌婴、萧何、曹参、樊哙等；东汉道教创始人张道陵，东汉末年被誉为江东第一谋士的张昭；东晋骁将刘牢之；清雍正重臣李卫，都是徐州籍。当然，徐州也曾诞生了一些文人，如主持编写《淮南子》的西汉淮南王刘安，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及文学家刘向，和刘向的儿子刘歆，西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南朝编著《世说新语》的刘义庆等都是徐州籍。但与徐州的这些帝王政客相比，这些文人黯然失色。如果在历史上选择一位名人作为徐州的代表人物的话，那么非刘邦莫属。与镇江、扬州两个城市相比，徐州城市文化中的帝王文化因素显然要强许多。可以说齐鲁文化、两汉文化、帝王文化三者的交集形成了徐州的城市文化，其磅礴大气、不修边幅的文化风格随处易见。甚至在餐饮文化方面，名菜羊方藏鱼、鼋汁狗肉都体现出了这一文化风格。如果要找出一篇文学作品来表述徐州的文化风格，笔者认为应是《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寥寥几句王霸之气毕现。可以说徐州与镇江、扬州虽同属一省，但其城市文化特质确是天壤之别。

　　再看扬州和镇江，这两个城市仅一江之隔，同处长江三角洲，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同属吴越文化的范畴。再细分一下，应属于吴文化的范畴。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聪慧机敏、灵动睿智；经世致用、务实求真；敢为人先、超越自我；这些都是吴越文化的核心内涵。也正是因为“包孕吴越、汇通大海”，以及“善于创造、勇于创新”的文化特点，才在吴越文化的基础上，衍生出了海派文化，在近现代创造出了繁荣的长三角文明。

　　从吴越文化的整体历史沿革的角度来看，公元前11世纪“泰伯奔吴”，带去了中原文明与文化，促进了“荆蛮之地”的发展，也使当地的土著文化有了很大的改变。但直到魏晋之前，吴越民众仍以尚武逞勇为风气。相比中原地区，吴越文化的落后是明显的。但就总体性状而言，粗犷中蕴涵精雅，是当时吴越文化的显著特征。西晋末年，晋室南渡，士族文化的阴柔特质及其对温婉、清秀、恬静的追求，改变了吴越文化的审美取向，逐步给其注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南宋直至明清时期，吴越文化愈发向文弱、精致的方向生长。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吴越文化除阴柔、精细之外，又平添了消费特征和奢华之习。到清朝康乾盛世，这种风气达到了鼎盛时期。所以说吴越文化也同时拥有士族文化的特质。虽然士族文化中带有明显的颓废、奢靡的不良风气，但其精益求精、锱铢必较的精神，却使得吴越之地文人学者倍出，不论是经济、科技、教育，还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都成为这一文化走向高峰并在全国领先的标示，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些文化特征在扬州和镇江很容易找到，甚至在淮扬名菜“蟹粉狮子头”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奢靡而不失精细”的吴越文化特征。

　　虽然扬州和镇江同属吴越文化，在城市文化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是从具体城市的地理状况和历史沿革的角度来看，还是有许多差别。

　　扬州位于长江北岸，南临长江，与镇江隔江相望，中有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被誉为“苏中门户，园林城市”。扬州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园林文化自然、古朴、秀美、精细、雅致的艺术化特征。历史上，扬州的兴衰与盐政、盐商关系密切。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场在康乾时期上交盐税占了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所以扬州文化有与盐商文化密切相关。而盐商文化与园林文化交互影响，又加重了扬州文化中的攀比、奢靡的不良风气。同样由于盐业的发展，使扬州“富甲天下”，也使富商云集的扬州带有更多“声色犬马”的青楼文化特点。可以说扬州文化是吴越文化、士族文化、园林文化、青楼文化和盐商文化结合的多元化产物，也是最富争议的城市文化。

　　与镇江、徐州两个城市相比，可以说扬州文化富有独特的魅力。其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绝非其它两个城市可比，唐代二十四桥的旖旎，北宋平山堂的风流，明末史可法的忠烈，清中叶扬州八怪的轶事，几乎家喻户晓。扬州文化对华夏文明作过许多重要贡献，很多扬州籍的历史名人也为华夏文明增光添彩。西汉丞相江都人董仲舒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主宰中国千年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基调。唐代扬州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被誉为“孤篇压全唐”。到了宋代，秦观以北宋婉约派词宗驰名于世；而姜夔以一曲《扬州慢》，表现了对故土无限的眷恋和对无力对抗外虏的无奈，在众多宋词中不失为经典之作。明清两代扬州才俊辈出，施耐庵、吴敬梓、曹雪芹、龚自珍等文学巨匠把中国的古典文学推向了一个极致高峰。“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在创造与发挥，开创了一代新画风，为中国绘画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业。扬州琴家徐常遇崇尚“淳古淡泊”，取音柔和，善用偏锋，节奏也比较自由而不拘，创立了广陵琴派，并为后世留下了《梅花三弄》、《平沙落雁》、《广陵散》等代表曲作。现代的扬州也孕育了著名诗人、散文家、学者、教育家朱自清，一篇《荷塘月色》不仅成为了抒情散文的峰巅之作，也对白话文艺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还有现代的江泽民总书记，为当代中国的稳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除此之外，四大菜系之一的淮扬菜系代表了烹饪“以味为核心，以养为目的”这一本质特征，成为了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扬州人对“技”和“艺”的不懈追求，也使扬州工艺、扬州戏剧、扬州曲艺、扬州园林、扬州雕版、扬州足浴等成为了华夏文化瑰宝，以浓墨重彩书写着扬州文化的辉煌。

　　虽然扬州文化内容丰富、魅力非凡，而且笔者本人也向往“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但我并不喜欢扬州文化中的那种风花雪月、悲喜哀愁、奢靡颓废、醉生梦死的风格。

　　唐太宗曾经有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上与扬州发展变迁关系密切的帝王有三人，一是春秋时代的吴王夫差，二是西汉初年的吴王刘濞，三是隋炀帝杨广。公元前486年，春秋时代的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在蜀冈修筑邗城，是为扬州建城之始。也正是因为筑邗城、掘邗沟，耗尽了吴国的财力，使得越王勾践得以卧薪尝胆，反攻灭吴。使吴国从霸业的峰巅急速跌至亡国的地狱，志向远大、希望延续父王阖闾春秋五霸传奇的吴王夫差，也难免刀下身亡，留下一段令人扼腕叹惜的悲壮故事。西汉初年，曾经是一代枭雄的吴王刘濞镇守东南，因得铜山铸钱，煮海为盐，国力也愈加富强。势力充足后，野心不免产生。汉景帝三年(前153年)，吴王刘濞为首发动了吴楚七国叛乱，但仅三月便告失败。刘濞兵败亡奔江南，在丹徒为东越士兵所杀。虽然吴王刘濞的兴国政策，促进了扬州工商业的发展，但其为了个人野心，不合时宜地发动叛乱，给扬州也带来了兵乱之灾，自己也不免身败名裂，成为了西汉“文景之治”期间不和谐的一个音符。公元六世纪，隋炀帝动天下之工开通京杭大运河，扬州成为水运枢纽，不仅方便了交通、灌溉，而且对促进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修建大运河耗尽了国力，隋炀帝的横征暴敛、骄奢淫逸又违反了民意、激起民变，最终导致隋朝的灭亡，隋炀帝自己也在扬州身首异处。白居易有诗写道“海内才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可以看出，这三个与扬州密切相关的帝王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都对扬州的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第二，都是身败名裂，成为刀下之鬼。这难道是巧合吗？

　　唐宋时期是中国诗词歌赋发展的鼎盛时期，华夏大地诞生了很多名垂千古的文学家。在扬州听到介绍最多的两个唐代诗人是徐凝和杜牧，听到最多的两个宋代词人是秦观和姜夔。徐凝因“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而名扬天下，也使扬州有了“明月城”的美誉。“落魄江湖载酒行”的杜牧在扬州一住就是十年。在扬州文化的熏陶下，才华横溢，又富有情调的杜牧留下了很多千古传诵的绝句佳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杜牧的一生虽未能象辛弃疾那样以“了却君王天下事”为己任，但也“赢得生前身后名”。后世扬州人对杜牧的热爱，使扬州与“明月夜”下“卷上珠帘”的烟花柳巷，与“斜阳下”青楼中的“十年一觉”，与“扬州梦”中的“吹箫玉人”联系在了一起。正是因为徐凝和杜牧，使得“明月”和“玉箫”几乎成为了扬州的专用名词，也使扬州文化或多或少地融入了青楼文化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