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年前的发现

　　发现贺兰山岩画的李祥石，就是这样的景象制造者。

　　发现敦煌石窟的是王道士，在历史上留下了骂名；发现秦始皇兵马俑的农民，在历史教科书上，留下的也许只是这些话“发现者：农民”；而发现贺兰山岩画的李祥石，却截然不同。他不仅“发现”了，并且成为被发现对象的研究者，成为发现者中的“佼佼者”。而事实上，在我看来，即使李祥石发现了岩画，但如果他不去研究，贺兰山岩画这一历史文化遗存真正走入人们的视野至少要推后40年。

　　1969年初春，正值文革，20多岁的李祥石在宁夏贺兰县参加农村公社的“两教”(即社会主义教育和集体教育)试点工作，并到了写总结的时候。李祥石的总结被县委重视，并派他到基层的几个公社去检查工作。这个总结，就这样开始改变了李祥石一生的命运。这个总结，竟然成了贺兰山岩画被发现的一个引子。或许，在冥冥之中，是贺兰山岩画选中了他作为发现者。

　　就是在贺兰口检查工作的这天，信步游逛的李祥石在贺兰山口发现了一块突出的巨石，上面刻画了许多动物，牛、马、羊、骆驼、虎，还有一些长颈粗尾的叫不上名字的怪兽，它们动静不一，姿势各异。这块巨石当地人叫“龙口”。

　　再往前走，就更让李祥石奇怪了。所到之处，不管是山崖，还是石头上，都刻着画，不仅有动物的形象，还有各种各样古怪的人面像。站在这些人面像面前，虽然当时天气还很冷，李祥石还是出了一身汗。他的呼吸急促了起来，恐惧、紧张、惊讶……山风呼呼地刮着，脚下的泉水哗哗地流着，巨大的神秘感向李祥石奔袭而来，这一刻，李祥石有点眩晕了。他不知道，他眼前的这些石刻画，就是不知多少学者和专家梦寐以求的东西：岩画。当晚，李祥石向村子里的老人询问石刻画的来历，都说是爷爷的时候就有了，至于来历，他们都不知道。但是他们给李祥石提供了一个信息：贺兰口还有一个李昊王(李元昊，西夏国的创立者)像。

　　第二天，李祥石再上贺兰口，又发现了了许多石刻画。这一次，他不仅看到了7人跳舞组舞石刻画，狩猎的石刻画，还看到了西夏李昊王出行的石刻画，画面长1米，高约60厘米，画面是两个人物，一个骑马戴官帽，威严神气，另一个拉马护驾，整幅画制作细腻，形象逼真，人物战马比例适中，可以说是雕刻精品。

　　面对着石刻画，李祥石脑中的疑团越来越大，是什么人什么时候创作了这些石刻画？他们为什要这样做？这些石刻画代表着什么？与宗教是否有着密切联系？带着这些疑问，李祥石下山了。

　　李祥石第二次上贺兰口，是10年之后了。这10年之中，李祥石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那些石刻画，并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阴山岩画的文章，与自己所发现的石刻画对比印证后，李祥石确定它们就是岩画。但是这个过程太漫长了。这次上山，李祥石痛惜地看到，由于“农业学大寨”引水修渠，“龙口”和李昊王出行的岩画都被破坏和炸掉了。站在 “龙口”旁边，李祥石感到自己应该加快速度对岩画进行保护和研究。就这样，李祥石从一个发现者到成为研究岩画的学者之路开始了。而那时，他还只是县爱卫会的一个普通职工。

　　1984年，经过李祥石的努力，宁夏日报、宁夏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相继对贺兰山岩画进行了报道。自此，贺兰山岩画上开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因为在研究岩画取得的成就，李祥石也成为国际岩画委员会委员、西北第二民族学院 (现为北方民族大学)岩画研究中心研究员。

　　随后的几十年间，李祥石克服种种困难，在贺兰山东麓发现了数以万计的古代岩画。这些岩画它记录了远古人类在3000年前至10000年前放牧、狩猎、祭祀、争战、娱舞、交媾等生活场景，以及羊、牛、马、驼、虎、豹等多种动物图案和抽象符号，揭示了原始氏族部落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文化内涵，是研究中国人类文化史、宗教史、原始艺术史的文化宝库。

　　而李祥石发现的那幅人面像岩画，则是贺兰山岩画最有代表性的“太阳神”。这幅太阳神岩画是贺兰山岩画中的精品，它磨刻在距地面40余米处的石壁上，头部有放射形线条，面部呈圆形，重环双眼，长有睫毛，炯炯有神，看上去很威武。这就是古代游牧民族心目中的“太阳神”。岩画研究学者说，在远古时代，人们把畜牧的丰收、水草的丰茂，都归功于苍天的恩赐；而年景不好，缺吃少穿，则认为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太阳高居天体之上，主宰万物，所以人们特别信仰太阳，便把太阳人格化，刻画成现在这个样子，表示对太阳的崇拜。也有人说这是古代部落首领的头像，一些有功于氏族部落的首领也往往会被刻在石壁上，成为人们崇拜、祭祀的对象。

　　但是就在岩画研究学者们对此争论不休时，有人提出了更为大胆的假设。

　　贺兰山=不周山？

　　“贺兰山岩画是解读史前文明的金钥匙。”2004年，69岁的历史学研究员高嵩向世人拿出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和以前岩画学者不同的是，这位曾经担任过三届中国敦煌学会理事、以唐明皇和杨贵妃为主人公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马嵬驿》一举摘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的老作家一改大多岩画学者对岩画是画的表面研究，独辟蹊径，用岩画是文字的另类方法去研究岩画，根据文字学、音韵学、文献学，开始重新对岩画进行研究。

　　目前高嵩已经解读出100多幅岩画约200个字。高嵩据此认为，岩画并不仅仅是先人刻在岩石上的画，而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字，是中华民族先民在怀着对古代列帝的崇拜和祭祀的神圣激情，在长达3000年时间里完成的初期汉字的物像化造型。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和考证，高嵩先生提出了他的大胆设想：第一，远古华族帝谱 (古文献资料对上古时代神话传说人物的称谓)上限在一万年前，下限在7000多年前。从下限到夏朝建立还有2000年，而禹这个人物我们可以在这2000多年的历史故事中找到他；第二，岩画是一部 “石书”。远在7000多年前，伟大的汉字就已经进入普遍的实用期，而现在甲骨文是公认的中国最早的文字，距今才有3800多年的历史，如果最后得到确认，岩画这部“石书”将把中国文字的历史再向前推进将近3000多年!第三，周族(历史上的西周)的起源其实在贺兰山下，而并非在陕西岐山一带，而远古的贺兰山文化就是《山海经》里提到不周山文化！

　　通过对宁夏的岩画以及国内外的岩画进行研究考证，高嵩先生还认为，岩画与巨石文化有同步性。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及地中海地区、欧洲、南北美洲在7000年前都有贺兰山文化传播给它们，并给它们的古文化铺了底。而埃及金字塔是尧的祭坛，狮身人面像是守坛的共工，它面向东方，是面向故乡。

　　高嵩先生把自己的发现定名为华不注文化(也叫做华不注文明，是高嵩先生通过岩画文字研究依据其共性命名的)。而且，这个文化的主要产生地区是在宁夏贺兰山一带，高嵩先生对记者说，曾有西方人怀疑一万多年前有个先进文化，后来消失了，他认为这个文化就在宁夏的贺兰山一带。

　　高嵩先生的这个假设，如果成立，通俗一点讲，就是说，我们少年时代所迷恋的那些神话，比如女娲补天、共工怒撞不周山事，就发生在贺兰山。高嵩先生对笔者讲，他甚至已经考证出了女娲补天的具体地点。就在贺兰山的最高峰，即海拔3556米的沙锅洲，而这最高峰，只有少数“驴”友攀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