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江为报父仇,其马帮生意从“茶马古道”推进到拉萨。通过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的亲信土邓贡培的关系,做起了政府官方资本的生意,贯穿于“茶马古道”,来往于拉萨和印度之间,并与印度的英帝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不断发展,其权利达到西藏官商总经理的之位,掌握了政府的关贸关税,侧身于拉萨官僚之间,成为藏东首富。并把长子杨培和次子绕嘎送往印度学习。后由于与英国有关系和商业上的贪污等内部事件,恩江被西藏藏政府所杀。在土邓贡培的保护下,其财产由邦达-杨培继承。

　　1925年左右,在英国的支持下,邦达-杨培得到“卓普代本”官职,掌管东团长营兵权,又管行政税收,来往于拉萨和印度之间,再次掌握了政府官商总经理之职。

　　邦达-多吉是杨培第三子。25岁时,他通过邦达-杨培和土邓贡培的帮助,在地方政府中谋得芒康交呷本的职务(也就是夺取了江古寺之职),列入了芒康十八土司(头人)之列。以其雄厚的财力,他不久成为芒康十八土司之首。他30岁时,通过邦达-杨培与土邓贡培的关系,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卖给邦达-多吉“察雅如本”营长之职,管兵300多名,同时卖给他“省日马本”之职,在宁静(现芒康)派丁组成的兵有150多人。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西藏地方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愈加激烈,龙夏与土邓贡培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化。1934年召开了仲孜扩大会议,讨论了摄政人选问题,并依照向国民党中央呈报的人选,委任热振-土登强巴益西为摄政,土邓贡培失权。摄政与龙夏唆使孜仲、三大寺代表活捉了土邓贡培,并把其流放至工布地区。后来贡培从流放地逃往印度。与邦达-绕嘎一起在噶伦堡组织了西藏革命党。

　　土邓贡培事件后,摄政派人包围了拉萨的邦达仓(邦达-杨培家),但又怕藏东芒康的邦达-多吉叛乱,藏政府给芒康的“尼金里巴代本”和邦达多吉各写了一封信。写给邦达是表扬其在藏东的贡献和作用、对藏地方政府的忠心。写给“尼金里巴代本”的内容是消灭邦达仓。但鬼使神差阴错阳错,在芒康差使递错了信,邦达?多吉接到了消灭邦达仓的信。于是,邦达-多吉与芒康十八土司合谋,反攻了芒康的藏军,袭击了“尼金里巴代本”,驱逐了芒康藏军回拉萨。占据芒康、占领盐井天主教。藏地方政府(噶厦)得知情况后,派大批藏军进攻芒康。邦达-多吉带“察雅马民(兵)”逃往江东巴塘一带。在拉萨的邦达-杨培,长期在官场上,既聪慧又善于随机应变,向藏政府认罪求饶,并保证偿付一切损失财产,因此,一切问题得到了和平解决。邦达?绕嘎与芒康邦达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得不逃往印度。

　　邦达-多吉逃到江东巴塘后准备称霸,与当地国民党刘文辉的驻军步兵团开战,吃掉了刘的步兵团,但邦达-多吉的“察雅”兵伤亡甚重,被迫北逃义郭县,后成为刘文辉的部下,被委任邦达-多吉为骑兵大队队长,上校军衔,吃上了皇粮。邦达-多吉在义郭县驻兵十余年。

　　后来邦达-多吉去往南京,与国民党和蒙藏委员会活动,回来后在康定住了4年。

　　1936年红军北上抗日,行军甘孜时,邦达-多吉的手下工布次仁(汉名海正涛,云南德钦人)和尼玛江村(芒康邦达村人)在甘孜南日若宗地带甘孜行堂教育释放,(当时邦达-多吉在德格南区呷衣头人罗松彭措家)贺龙通过工布次仁和尼玛江村递给邦达-多吉一封信,进行了统战工作。

　　1949年10月份邦达多吉代表解放委员会参加国庆开国大典。和平解放以后,邦达-多吉由西康地区任其为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军委员会副主任职务。1950年随军到昌都。

　　1956年宁静判乱,邦达-多吉和工委统战部长来到芒康进行政治争取,为芒康的和平解放做出了一定贡献。

　　1959年邦达-多吉家属迁居昌都,从而结束了邦达家族在芒康的历史。民改以后,据不完全统计,邦达仓在芒康拥有360多户佃农,40多户牧奴,650多支钢枪,其它财产不计其数。

秀美的莽措湖野禽纷飞

　　因佛经而闻名的莽措湖

　　离开邦达仓,前行50多公里,我们来到莽措湖边。莽措湖,它因藏传佛教佛经《十万般若颂》而得名,相传莽措湖周边居住着18位经师,每人一天可吟诵完一本般若经,18人一天就吟诵完一套《十万般若颂》,莽措湖就此而得名。

　　莽措湖与藏传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传说,它是猪面金刚佛母的神湖。是古代地层断陷而形成的高原湖泊。海拔4313米,水面21平方公里。四周山峦叠翠,湖中有岛,好似仙人所居住之处。

　　莽措湖水清色碧,蓝天白云,牧场草地尽收湖底。湖中鱼儿悠然自得,成群翔游。湖面黑鹳、大雁、野鸭等野生飞禽呼朋唤友,引吭高歌、翻飞嬉舞、带儿领女,把湖中仙岛占为己有。湖边牛羊成群点缀其间,悠然自得。加上牧民的牧歌声,勾勒出一幅动人的画面,仿佛人间仙境,使人心旷神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