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郎山：自然与文化的屏障

　　在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横断山系之间，有一条狭长的过渡带，即川西边缘邛崃山脉南段余脉的中山丘陵，再往西行，就是位于青藏高原第一道屏障夹金山脉上的二郎山，在东西距离不到100公里的范围内，海拔从近500米陡升到3000至5000余米，构成了我国地理格局中第二台阶向第三台阶的过渡带，成为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自然地理和人文景观的天然分界线。

自然地理和人文景观的天然分界线

　　汉藏通衢

　　古时成都通往二郎山的道路，后来被历史学家们考证为“南丝绸之路”的初始段，从天全开始，凭借山脉屏障和沟谷走向，二郎山成为这条汉藏古道上的一个枢纽。“西行康巴，南抵南诏”，茶马互市时期的二郎山下，商旅云集，各地商家纷纷设立会馆、驿站，背夫万千，热闹非凡。一条天路从这里向高原延伸，背夫们在岭谷起伏的横断山脉迂回上下，历尽艰辛，把大批茶包运往藏地门户——打箭炉(今康定)，又从这里分运藏区各地，直至南亚佛国印度。背夫、马帮、驿站，雪山、峡谷、森林、草原，在青藏高原上演绎着千年的茶马史话，谱写出藏汉人民至诚交往、生死相依、甘甜与共的辉宏史诗。

　　也是这条古道，在20世纪30年代由创建新中国的先驱们走过，完成了中国现代史上不可或缺的一段重要历程。工农红军抢夺沪定桥后，沿着古道翻越二郎山东进，直逼四川盆地，富足的川西丘陵使红军获得了休生养息和发展壮大的机会，进而北上抗日救国，茶马古道上又演绎了一曲雄壮的凯歌。

　　地理上的毗邻关系和独特的地形条件，使二郎山成为汉藏交流的集散地和中转站，延续千年，形成了具有地域特征的山地农耕文化和茶马文化相互交织渗透的历史文化背景。挖掘和整合这一历史遗产，重读这里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激励当代人们重新认识这幅厚重的历史画卷，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天堑之路

　　“二郎山，高万丈”。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唱出了人类对二郎山的敬畏，也唱出了对天堑之路的渴望。

　　清朝末年，川康边务大臣赵尔丰，倡议从成都至康定建骡车大道。辛亥革命后，主川的尹昌衡力主建筑川康马路，累议未果，直至1935年，重庆行营将川康路列为十大干线之一，限期修筑，1937年4月，这段公路由四川公路局草草完工。1938年，蒋介石电令重庆行营：“大规模计划兴建西康公路，拨款先修川康路。”经反复勘测，全线里程219公里(雅安经天全到康定)，征调民工开挖路基土方工程，先后共征调民工13万余人，招雇石匠建设路基石方及桥涵等，常年8000余人，最多时多达2万余人。

　　川康公路修筑历时2年半，历尽艰辛，特别是龙胆溪至二郎山顶段，全长23公里，由天全民工承担，1938年8月开工，调集民工近2万人。此段山高险峻，风大雨多，雾重潮湿，日照短少，冬春积雪盈尺，气候和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加之劳动强度大，给养不足，包工头营私包囊，民工中伤、病、死时有发生，聚众逃亡不断，导致该路段工程进行一年只草草完成路基。公路修通后，有用无养，塌方损毁时常发生，不能保障畅通，有时竟数月半载不能通行。

　　1950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中央决定恢复川康公路，并派工程技术人员配合天全县人民政府支前委组织民工，与人民解放军工兵一起抢修塌险路段，“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当年6月25日，川康公路二郎山段基本抢修完工，同时成立了天全、新沟工务段。从此，二郎山公路成为川藏交通运输大动脉的咽喉，时而与古道并行，时而离古道绕行，新旧两条道路见证着二郎山的悲壮，见证着着历史的进程的日新月异的变迁。

二郎山隧道出口

　　新世纪伊始，西部大开发吹响了历史新号角，国家投巨资对川藏公路开展了整治改造工程。二郎山作为重点，进行了弯道取直加宽，桥涵架设、边坡护固、路面硬化油化等修复措施，特别是打通了龙胆溪至干海子4176米的穿山隧道，彻底甩掉了二郎山顶的高危路段，藏汉两地交通已经今非昔比。（文｜杨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