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篇

　　奔走筹款 巴黎之行尤失望

　　2011年4月21日，我们来到法国，首访的孙中山当年故地是在巴黎老街的20号建筑。100年前的11月下旬，孙中山来到巴黎，在这里和巴黎东方汇理银行经理西蒙有过一次紧张的长谈，所有谈话内容都关系着孙中山正在准备成立的新国家。

　　在20号门边石柱上醒目挂出一个法语招牌“BANQUE DE GESTION PRIVEE INDOSUEZ”，是“私人银行业务管理汇理银行”，这幢建筑就是一百年前在亚洲赫赫有名的巴黎东方汇理银行的总部。

位于巴黎第八区的东方汇理银行现址。

　　繁忙紧张的三天：

　　奔走巴黎寻求支持

　　我们根据多个版本孙中山年谱统计，孙中山一生5次到欧洲并多次来到巴黎，组织革命团体、号召华侨筹款、呼吁西方同情中国革命……

　　孙中山留在巴黎的最重要文物记忆，是至今仍然保存在法国外交部档案处的一份“谈话纪要”，这是一份当年东方汇理银行经理西蒙留下的笔录。这份档案文件已对历史研究者开放，使得100年后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当时诸多细节。

　　依据年谱，1911年11月21日，孙中山由伦敦到达巴黎，24日由马赛乘英轮启程回国。他在巴黎度过繁忙而紧张的3天。法国外交部这份档案文件记录，孙中山“同一些政界人士以及同东方汇理银行的经理进行了交谈”，东方汇理银行经理西蒙(Stanislas Simon)负责与孙中山会谈，并在事后提交给法国外交部有关详细谈话纪要打印副本。

　　解密法外交部档案：

　　“谈话纪要”五问西蒙

　　谈话纪要(法国外交部档案NS204卷第107-111页)记录了孙中山所提的5个问题，当时孙中山要求西蒙坦率地、直截了当地给予回答。

　　首先，他问西蒙能不能“立即”或者“在最近期间内”向临时政府提供贷款。西蒙作了否定的回答，指出无论如何不能立即这样做。但一旦革命者建立起一个为全中国所接受并得到列强承认的合法政府时，它们将不反对在金钱上给革命者以帮助。

　　接着，孙中山问西蒙是否同意商谈一笔借款，使中国能够用以付清庚子赔款，因为支付这项赔款“除使我们蒙受镑亏外，还使我们回想起那屈辱的往事，而这种往事我们是想擦掉的”。西蒙表示不能理解这样做中国会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但只要借款的担保能充分令人满意，他们不反对使孙中山得到满足。

　　孙中山向西蒙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您是否反对以及您是否认为贵国政府会反对、用其他等价的担保”(例如用矿税和一部分土地税等等)“去代替关税作为现有借款的担保品？”因为中国“已经表现出来的民族感情”要求“收回海关的征税及控制权”。西蒙回答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中国的信用得以牢固地树立以前，现有借款的条件不得做任何修改。这个答复使孙中山深感失望。

　　第四，孙中山请西蒙转告法国政府，要它“对它的盟友俄国施加一点影响，阻止俄国同日本沆瀣一气”。

　　孙中山说，“我们对于这两个国家(按：指俄日)紧密结盟感到十分担心。反之，我们深信日本单独一国丝毫也不会来反对我们。而且在这方面我们已得到美国政府给以保护的诺言。万一我们同日本发生纠葛，我们认为这种担保是靠得住的。但如果美国所面对的是同俄国联盟的日本，我们对这种保护就不那么放心了。因此，我们希望法国对俄国能发挥有利于我们的影响。”西蒙说，这个问题在他的职权之外，无法回答。

　　第五，孙中山宣称，他和他的朋友们对于组成一个与英法德美政府支持下的四国银行团一样强大的财团可能给将来中国的借款谈判造成的种种危险非常忧虑。他担心这样一个财团的目的是把一种违背中国真正利益的金融政策强加于中国，也许是控制中国的债务及财政。

　　结果：“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当时法国外交部一直注意跟踪孙中山在法国活动，这份纪要就是西蒙本人事后递交给法国外交部的追记。”85岁的近代史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振鹍6月12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早在1980年9月，张振鹍用3个月时间专程在巴黎查阅这批档案。

　　张振鹍说，与这批档案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身份发给法国外交部的电报。“这也是迄今已知的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身份发给国外的唯一一份电报，可以看出当时他对法国曾抱有很大希望。”

　　“而那次与西蒙会谈并无任何结果，在筹款问题上落了个两手空空，最后失望而返。”这在孙中山自己后来的回忆中也提到，“当于未到上海之前，中外各报皆多传布谓予带有巨款回国，以助革命军。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一各报馆访员之所问者亦以此。予答之日：‘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孙中山为革命一生最缺钱，而那次的巴黎之行无不令其失望。他确是抱着很大希望而去的。”张振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