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往往与工作无关，但到某地去工作，却有可能成为一次时间很长的旅游。对于读书人来说，读书总是积累了太多的幻觉。有一天，他来到一座充满记忆的城市，比如说澳门，他会在雪崩般的现实面前感到晕眩。力图重整记忆，依靠记忆来保存自我的完整性。

　　记忆由词组成。当词被击碎，游客蓦然发现这些词还是有价值的。这就像那种从旅游地寄出的明信片(真实景观的真实记录)，与记忆中的画面(往往程度不同地扭曲现实)的吻合度，其实也是相当高的。

　　去澳门的缘起：致命的一击出自左手

　　澳门起初只是一个地名，一个词。无论词典能够提供多少信息给你，它也仍只是一个词。

　　2006年，我参加了一个不太出名的大学举办的宗教美学会议。我记得会议安排的是中餐，所以外国人会用半个小时讨论菜单与酒单令人疲倦的过程被省了。那天会议讨论之一是瓦尔特·本雅明，这个话题仍然在敬酒与聊天中磕磕绊绊地进行。除了一个来自耶鲁的金发女教授元音饱满、措辞优雅、语法结构完整的英语，其他包含各大洲口音的英语我都听不太懂，更别提插上一两句了。这时出现了一个意外，因为耶鲁的女教授左手持筷，途中与右手持筷、来自波恩的教授可能碰到了，两人的手都触电般缩回，相互着急地点头道歉，场面稍稍有些尴尬。我于是对耶鲁的本雅明专家认真地说：“本雅明有一句话是：致命的一击出自左手？”她激动地点头：“是的，他是说过这样一句话！”各国学者都笑了。

　　因为这句话，在研讨会中途的coffee break期间，一个波兰学者走了过来跟我寒暄。我有一套与国际友人打交道的刻板方式：“我觉得波兰是世界上文化最繁荣的国家之一。”从他清澈的灰色眼睛中流溢的眼神来看，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寒暄完之后我说：“在我看来，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应该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很吃惊：“我在台湾到处跟人家讲贡布罗维奇，根本没有人知道。”“其实我也到处跟人讲他，也没有人知道。”

　　会议的后来几天里，我们常常在一起聊天，话题很多，好像涉及到了波兰斯基、苏联红军包围华沙战役、美伊战争中的波兰军队、冻顶乌龙、卡布奇诺……后来我才得知他即将参加北京的汉学大会。会议结束时的告别晚会中他邀请我到他所在学术机构工作两周(后来两周变成了一整年)，这个机构在澳门。

　　与耶鲁的教授也交流得挺好。后来我们只通过两封信，她这样安慰我：“千万别为你的英语不好而道歉，毕竟你还能使用我的语言，而我对你掌握的那门伟大的母语根本就一无所知呐。”

　　一个人不可能到澳门一游，他只能重游澳门

　　澳门这个词于是变成了生活的场景，尽管是多少有些不真实的场景。只有天空与风在提示着一种模糊的许诺，而天空与风是国际性的。

　　今天，传统的旅行已经不存在。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即使是探险也早已沦落为生意。旅行的冒险和神秘荡然无存。即使波德莱尔的旅行者们要去寻找些闻所未闻的事物，他们在未知当中找到的也正是离开家时打算脱离的那份无聊乏味感。好在马格里斯敏锐地发现，观光业者报价清单中“全部包括”的条款里，是连一阵清风的扬起都计算在内的。不过幸好留给我们的还有归类的冒险、图表的刺激、方法论的诱惑等等。就我来讲，澳门能够带给我的，也许只是词的冒险吧。

　　澳门/Macau/Macao，这个向内蜷缩的词逐渐展开它的内壁。有多少澳门要在那一刻聚拢我的词汇？一首反复放送的歌里的澳门，新闻联播里的澳门，繁体字网页的澳门，简体字出版物中的澳门，作为地名总是出现在香港之后的澳门，总是会召唤出赌博这一行业盛况的澳门……此前，我只在博尔赫斯的小说中感觉自己真正“接触”到了澳门，在那篇小说里，一个人不自觉地使用着多种语言，其中就有“澳门葡萄牙语”。

　　从珠海进入澳门的“关闸”的那一刻，在渡离这个阈限的瞬间，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由自主地想说出一句话来概括那一刻的心情，但无论是奇特的殖民地风格的建筑、人群中渐渐变得清晰的南中国面孔、普通话、粤语与英语中渗透出来的葡萄牙语的弹舌音中，都无法召唤出一句这样的话。

　　而此刻，在广州湿热的窗下，却有一句话无法阻挡地执意要出现于笔下：一个人不可能到澳门一游，他只能重游澳门。

　　文/曾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