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朝大湖，我们在暂时的幸福生活里播种季节，等待春暖花开。2009年的东钱湖，为此惊涛拍案、风烟俱静。

　　这是一次给媒体者体验经历的寻觅，寻觅在中国式湖泊休闲生活里出现的幸福表情。而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自己也一样经历着这幸福的生活，尽管可能是每一个人戎马倥偬的一个间隙。

　　其实，湖泊原本就和休闲紧密相连。世界上的湖泊以相对的静止承载了自地球形成以来的变迁，最为著名的《瓦尔登湖》以思想家梭罗墨子一般的生活、庄子一般的思想打动了众多和我们一样营营于尘世的庸人。尽管我们面对大湖还不至于也不能够产生如此朴素到灿烂的思想杰作，但是还能找到一点“回归自我”的感觉——湖水用它的平静成为一面安抚我们的镜子。

　　东钱湖适合做这样的一面镜子。从古至今，很多人照过这面镜子：元代诗人袁士元说，“尽说西湖足胜游，东湖谁信更清幽”；明代大才子徐文长说，“湖平孤屿出，天阔万峰来”；而天一阁主人范钦则吟咏，“野寺轻鸥外，人家细雨中”……不一样的影子里，东钱湖沉淀了这些灵魂，融化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记叙着人们新的兴叹、新的憧憬和梦幻。

　　而与城市毗邻的东钱湖和瓦尔登湖相类，她和繁华只在一线之间，若即若离，也特别合适城市人收放身心。自驾客们停车驻马，进得湖畔，首先就收获一片令人吃惊的美色：湖面上碧波荡漾，泛着一圈圈雪白的小浪花。湖里有几叶木舟在飘荡，远远看去象凫在水面的几只水鸟。两边的湖岸被一片片翠绿的大山包围着，山的绿倒映在湖水里，把水面也染成了一汪青翠。被群山环绕的湖啊，真有点众星捧月的感觉！郭沫若先生赞誉为“西子风韵、太湖气魄”，一点不过。

　　东钱湖的休闲文化由来已久。相传早在春秋末期，范蠡携患难与共的爱侣西施隐居东钱湖畔，他们住过的地方叫陶公岛，岛上的那个村子被叫做陶公村。后来范蠡成为中国的商圣和财神，他俩的故事也成为爱情经典。南宋时代，东钱湖史氏家族掌握朝政百余年，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部尚书、七十二进士，在杭州上班，在东钱湖休闲度假。东钱湖人春采山茶、秋赛龙舟，捕青鱼、摸蛳螺，民风淳朴，其乐融融——古人的休闲，是生活的一部分。

　　现下，湖中的陶公山，因为一段英雄和美女的传说而平添了几分色彩。其实想起来，他们在人间心计杀伐之后就从此做了“驴友”，算是中国式休闲客的开山一代吧。福泉山、福泉水也是范蠡与西施故事的延续，据说水喝了可以长生不老。这到底只是传说，但是在福泉山下拭目顾盼，绿树掩映之下隐隐约约可见数幢农舍院落，这番健康生态人居环境倒真的叫人羡慕。

　　中国人的休闲其实自古以来就和农耕文明联系在一起，“古人具鸡黍，把酒话桑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等，大剧院里看歌剧、咖啡厅里喝咖啡都是这几个世纪西风东渐以后的摩登玩意。究竟哪种生活更幸福一点，只有幸福的人自己知道，也不必要过于拘泥。就像现在的东钱湖，可以垂钓、可以烧烤、可以自行车骑游，也可以独自找块湖边的石头发呆。随心和随性是要点。

　　要认识到这一点，中国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一段时间里，“闲”是这个社会上不足以为人说道的字眼，甚至是一个带来耻辱感的字眼。大生产之后还是大生产，我们不得不隐藏本心中对于休息的需要而坚持着跃进的姿势。如今，中国公民的休假权力成为每一年的法律重点、媒体重点，休闲也在短短十年内成为时髦名词，但是注释却始终难以尘埃落定。

　　在东钱湖的苍茫水色和青翠山影之中，我们依然在问：幸福在哪里？我们的休闲生活在哪里？

　　记得著名学者顾晓鸣有过很有趣的对于休闲起源的解释：在西方，比如古希腊奥运会之后，人们庆祝、纵酒、纵歌，放纵自己的身心。所以在我们很多时候的休闲中，经常有铺张的、贪多的形状，有时候甚至超出人本身精力的容量。往往这一刻我们会哀叹：为什么休闲比工作还要累？

　　这样的疑问真的应该拿到东钱湖这样的湖畔来消化：当湖水成为一面镜子，当她映照出你疲惫红尘中的倦容，你可以怎样沉静下来，或者在挥洒运动汗水的过程中，给自己一个洗礼。

　　我们可以怎样获得幸福？需要更多的金钱？需要更多的权力？需要荣耀的光环？需要追随者的崇拜？

　　其实远不需要那么复杂。“上善若水”，当古老东方的智者，在长久对水面的注视之后，得出这么一个智慧无穷的结论。而数千年后，梭罗在他的瓦尔登湖畔继续思索着：我的生活所在；我的生活追求；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何生活。

　　兴许，真正的智者是面前这片湖水——美人来过，英雄来过，诗人来过，“闲”人来过……谁都可以，就在水光滟涟之中回归质朴的自己。懂得休闲生活的真义就是幸福本身。

　　面朝东钱湖，正在学习休闲的我们应该能发现，幸福就在湖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