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111岁的江岸车辆厂

　　这，就是江岸车辆厂的前身。

　　在这次武汉市公布的29处工业遗产保护名单中，评选出13个带有“最”字头的遗产。“最”字得来不易，武汉市规划局比照杭州、北京等地标准，考虑历史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后综合选出，它们的特点也各有侧重。这13处“最”字头遗产，有的和张之洞的洋务运动相关，比如汉阳铁厂；有的和洋人租界有关，比如平和打包厂；还有的和新中国“一五”、“二五”时期工业发展有关，比如武汉重型机床厂(大门)。江岸车辆厂也是带有“最”字头的13处工业遗产之一，但似乎和以上三条都不沾边。张笃勤所长认为，江岸车辆厂之所以能够成为带有“最”字头的13处工业遗产之一，应该和二七大罢工这段历史有着深厚的关系。因为，二七大罢工的第一声汽笛，就是在江岸车辆厂的一座车间里拉响的。

　　1912年，杜拉克的工厂招了一个身材敦实的福建小伙子，他就是林祥谦。那一年，林祥谦刚满20岁，因为战乱来到武汉，正赶上工厂最红火的时候。

　　为了抢生产，杜拉克规定，所有工人除了14天年假之外，一律不得休假，上班时上厕所都必须控制在10分钟之内，生病不能上班就要被开除。在这样高强度的劳动下，工人每月工资只有8元，也就是一担米的钱。

　　高强度的压迫下，是工人高强度的反抗。1923年1月，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林祥谦被选举为江岸分工会委员长。同年2月4日，京汉铁路江岸机厂的厂房内拉响罢工汽笛，二七大罢工正式开始。

　　2月7日下午，军阀吴佩孚命令两营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工会后，向工人开了枪，39个工人当场倒下，其中有16个是江岸机厂工人……林祥谦被捕后被绑在江岸车站站台电线杆上，身中七刀坚决不答应复工，被刽子手杀害，时年31岁。

　　1991年，林祥谦烈士塑像揭幕，李先念为此题词，“发扬二七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江岸车辆厂在搬迁至江夏区之前，每年都要举行二七纪念活动，27年从未间断。

　　江厂官话是徐州话

车辆厂标志

　　在江岸车辆厂旁边，就是徐州新村。这里其实就是江岸车辆厂职工的居住区，这是不是预示着工厂和徐州有着什么联系呢？

　　1950年，徐州铁路工厂厂长江维带着2000多名徐州职工家属，拎着锅碗瓢盆来到武汉，准备帮助江岸车辆厂重建。

　　当时的工厂只剩下三个破厂房，十几台破车床。厂区远离市区，没有通车，解放大道只是一条沙石铺成的小路。没有商店、没有路灯、没有宿舍，到了晚上就漆黑一片，不见一个人影。

　　江维硬着头皮上任，将几个曾为国民党政府工作过的管理技术人员请到办公室，“拜师”学习管理，根据苏联企业的十四种管理方法，开始实施他的计划管理，逐级督促完成……这一下，工厂的生产效率果然一下就提高三四倍。此后的几年里，飞速发展的江岸车辆厂名声大噪。

　　正是因为这样，徐州和江岸车辆厂有了割不断的联系，为了缓解工人的思乡之情，江岸车辆厂最早的徐州工人居住区，也被定名为徐州新村。汉口曾经的刘家庙，逐渐被人淡忘。

　　铁路上的老工人都知道这样一个轶事：在江岸车辆厂，官话既不是普通话，也不是武汉方言，而是徐州话。因为这里的徐州人实在是太多了，要想融入江岸车辆厂，非得学会徐州话。

　　60多年后，这样的情况即使在徐州新村也不复存在了。不管祖辈来自哪里，他们的后代都和武汉这座城市融为一体。在徐州新村里，街坊气氛浓厚，来往的人群都说武汉话，有些还带着黄陂口音，最正宗的过早还是热干面。不过，这里人还是习惯把武汉人常说的水饺称为“馄饨”，把武汉人口中的饺子称为“水饺”。

　　如今定居在德国的彭伟就在徐州新村长大的，但他祖上并不是徐州人，而是河南人。他自小和爷爷奶奶以及父母住在徐州新村的一座居民楼里，三居室的房间并不大，却是他生活了20多年的家。

　　从徐州新村出来走过解放大道，就是京汉小学。这里曾经是江岸车辆厂子弟小学，也是彭伟的母校。他回忆，学校曾经的校舍还没有这么高大，周围的环境也比较嘈杂脏乱。二七一带因为多是铁路子弟，风气也比较彪悍。彭伟之后一直在铁路系统学校就读，中学考上汉口铁中(之后曾改名为百步亭中学)，是武汉铁路系统唯一一个省重点中学，曾经坐落在如今的武汉天地。

　　在厦门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他被保送进武汉大学读研，之后去德国继续求学，在德国定居后，他依然怀念在徐州新村的日子，怀念穿过车辆厂到江边玩耍的童年时光。

　　2010年，彭伟曾短暂回汉，当时的车辆厂已经搬迁，据说要被改造成商品房和公园。随着高大厂房的拆去，老城区的改造逐步升级，彭伟童年的记忆逐渐变得模糊。他如今的生活基本上和工业无关，但是那白色的蒸汽，机器的轰鸣，机油味道和徐州新村质朴的生活情怀，在彭伟的梦中挥之不去。

　　他说，车辆厂的工人很好认：远看像拉煤的，近看像拾荒的，走近一看才知道，是江厂的。

　　如今，很多江厂子弟又进入了新的厂区工作，也有更多孩子走了出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江岸车辆厂，离他们的生活已然遥远。

　　2006年4月，江岸车辆厂里最后一台蒸汽机车车头“上游1251号”，正式到了报废期。面对这个庞大的车头，工厂陷入两难。作为工业遗产永久保留，不仅缺乏场地，更没有保护规划和经费。作为废铁卖掉，又担心后人批评。

　　最后，这个车头还是被工厂当做废铁忍痛卖掉，拍卖价12.8万。售卖之后一算账，买方和卖方都觉得亏了。

　　如今再来算这笔账，恐怕更令人心寒。武汉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居然连一个蒸汽机车头都找不到了。

　　听了这样的故事，武汉人恐怕再也不会觉得工业遗址的保护离我们遥不可及，再也不会觉得保护工业遗址为时未晚。

　　工业遗址，是人类科技和技术文明的见证，是一个城市生存发展的肌肉。当我们苦苦寻找武汉名片和城市发展历史的时候，工业遗址其实是最应该被重视的部分。

　　2007年，江岸车辆厂已经翻开了崭新的篇章。2012年，江岸车辆厂老厂区保护，同样应该掀开崭新的一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