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丹霞”地貌成为中国的第40项世界自然遗产，一时间中国又掀起了“遗产热”。根据建设部的统计，目前中国有包括杭州西湖在内的35个项目正式备选申遗，而各地跃跃欲试提出申遗的已经排队到下个世纪。与此同时，各地政府在申遗上的花费可谓不遗余力：“中国丹霞”申遗牵头的湖南崀山所处的新宁县，为这一次申遗花了4亿多元，而其2008年的财政收入才刚刚突破2亿元。(8月11日《广州日报》)

　　从文化的角度看，申遗是否必要本没有争议性，如果一种文化可以走向世界，可以获得世界的认同，那么为何不申遗呢？文化是需要传播和共享的，让一种民族的国家的文化，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显然是一种文化责任和自觉意识。但问题是，申遗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当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称号，背后是十几亿元的花费时，申遗成本是否昂贵就必然成为公众关注和讨论的话题——谁都知道申遗是件好事，但办好事的成本也是需要考虑的，英国就因为申遗的成本过高，而理性地停止了申遗。

　　判断“申遗”成本时还应有社会学的视角。投入是否有回报是决定是否申遗的前提，但即使投入有了回报也需要注意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投入是否影响财政的合理分配？投入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合理的花费？申遗成功之后公众利益是否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在申遗的过程中，必须保证投入没有影响财政的正常分配，不能让戴着申遗“大帽子”的大工程干扰到社会生活的常态与秩序；也不能因为申遗是大手笔，就“萝卜快了不洗泥”，忽视了一些浪费和腐败的问题；更不能在申遗成功之后就忘了本，把世界文化遗产当成了赢利的硬通货，要求公众付出更多的文化消费成本。

　　只有全面地考虑申遗的成本，才能正确地评价出申遗的意义，才能让“申遗热”成为理性的文化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