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庆

　　前不久，丹霞山申遗成功，中国的“申遗”热情再一次高涨，杭州西湖、厦门鼓浪屿、天山天池都“蠢蠢欲动”，动辄几亿的申遗成本在中国诸多地区早已司空见惯。

　　目前，中国已拥有40处世界遗产，规模排名全球第三。这对于一个“申遗”起步较晚的国家来说，实为成绩斐然。当然，这份成绩单夹杂着太多的狂热。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有200多个项目有“申遗”意愿，其中列入预备申报清单的项目有60多个。而根据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的新规定，一个国家每年最多只能申报一个项目 (申报未必就成功)。显然，中国要完成所有项目申报尚需上百年。不过，照现在的开发速度，百年后，一些没有成为“遗”的遗产或已进名录的“遗”，能否“遗”下来，实在难说。如敦煌莫高窟“申遗”成功后，游客数量猛增，由此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过多和文物见光过度，许多壁画出现变色剥落现象。短短几十年间，莫高窟遭受的人为损坏超过了过去千余年的自然侵蚀。

　　有人说，“我们没有理由把祖先的遗产当商品对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传承人类文明。 ”而在中国一些地方，遗产的文化价值尽管也被捧上天，但最终落脚点却是经济价值。如此，“申遗”模式十分符合“投入-产出”的经济模式。例如年财政收入刚过2亿的新宁县为“申遗”“豪赌”了4.5亿，是为投入。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申遗”前每年门票收入不足1000万，“申遗”成功六年后这一数字已经达到7300万元，是为产出。各地正是在看到高回报之后，才不计成本地高投入。

　　“申遗”的“投入-产出”模式说穿了就是把世界遗产视为“提款机”，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政绩因素。如此被利益化的遗产不再凸显文化价值，而仅仅是一个用来营利的商品，甚至哪天该遗产有碍更好的获利，便可能被其他商品取而代之。显然，在狂热的“中国式申遗”的背后，涌动的是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狂躁心理。这种狂躁心理促使地方对遗产的利用，是完全功利化的。于是，问题就在于一些地方的利益观是短视的、盲目的、狭隘的，使遗产陷入一个重开发、轻保护的恶性循环中。

　　早在2006年，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孙家正就坦言，中国在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中确实存在着“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的倾向，确实存在着某种“建设性破坏”和过度开发。就在两个月前，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亦表达出同样的意思。幸好，为了加强对世遗的保护，世界遗产名录设立了一个“黑名单”，也就是退出机制——如果哪处世界遗产因保护不力被破坏，那么就很有可能进入“濒危名录”，甚至被除名。

　　不过，退出机制也令人担心：哪天某地一个举全民之力好不容易“申遗”成功的遗产，因为保护不力而被除名，那曾经的“豪赌”谁来收局？谁又为遗产被毁而负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