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

　　仰仗太监财力，耗时20年复建

　　从地铁四号线的西四站出口出来，不远处一座宏伟的寺庙赫然在目，这便是弘慈广济寺。据寺院方丈演觉法师说，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将会址设在广济寺。原来这还有个说法：佛教协会在哪里，中国第一寺就在哪里。这也意味着广济寺是名副其实的寺院头牌。

　　现位于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25号的广济寺始建于不尊奉佛教的金代，据史料《宸垣识略》记载，为金时刘望云所建，因寺址位于金中都北郊的西刘村，所以命名为西刘村寺。到了元末，之前因战乱而毁为废墟的古寺遗址，包括佛像、石龟、石柱等均被挖掘出来，古刹得以重见天日。当时的山西僧人普慧，发愿在西刘村寺遗址上复兴废刹。

　　当历史的车轮滚入明代，由于皇族崇佛，此时僧人的日子与金代相比，已是天壤之别。都城内外，“明则大无人不建佛寺。”大指的就是大宦官，历朝太监也出资广建佛寺，比皇帝盖得都多。所以，普慧建寺时也仰仗了太监们的财力支持。

　　耗时20年后，寺庙终于建成，太监请皇帝赐字——这也是当时的风尚。宪宗皇帝乐得赐额“敕赐弘慈广济寺”，此时的广济寺已历战火洗礼，涅槃为京城敕建名刹，广济寺之名自此流传至今。

　　朝代更替，但广济寺却得以幸存。清朝时，都城说戒之地，北则广济，南则悯忠(法源)。清顺治时，广济寺成为京城著名的律宗道场，皇室与广济寺过往密切。据说康熙时，广济寺住持恒明和尚在寺后兴建大藏经阁，贮藏从南京请来的大藏经。巧的是，当时在东华门大街有僧盖阁为游览地，被视为“妖”，可见当时是不允许宗教场所旅游产业化的。东华门那僧被押到刑曹后，辩解说广济寺也盖阁楼啊，想拖正热火朝天盖藏经阁的广济寺下水。官员一听，是有点说不过去，不能厚此薄彼啊，于是决定将广济寺和东华门僧一起议罪。这时，广济寺监院德光站出来，据理力争说盖藏经阁是在广济寺原有的藏经阁旧基上，并没有侵占官街，又搬出世祖皇帝，说皇帝都同意这事，并非广济寺的私意，这才化解了危机。

　　“桐树”赠康熙，雅事传佳话

　　据说在清代时广济寺还存有一株被誉为广济八景之一的“仙枣垂璎”，这还是西刘村寺的遗物。后来树坏了，又在远处补植了一株，可没人知道它的名字。这棵树春天开花，花色紫蓝紫蓝的，僧人们就随便称呼它为桐树。结果有一天，康熙御驾临幸广济寺，坐到别室里和高僧天孚论道，看到这树奇异，就问名字，高僧回答说是桐树，皇帝说这树不像桐树，先留着它，以后等碰到认识的人了再说，别强给它命名。可见康熙帝不仅好学，而且很尊重“树权”。

　　第二年春天树开花时，天孚和尚进宫奏报，康熙皇帝兴致勃勃地临幸花下，问随行的侍臣是否认识此树。大家都面面相觑，康熙就点拨说，瞧这个树皮这么柔软，很是奇异啊。和尚看康熙如此喜欢这棵树，就奏请将树进奉。这时康熙表态了：此树还是不动，留在原圃的好。后来和尚还是将同类的一棵树赠送到皇宫，康熙大悦。比起送金银财宝的，赠树一事也算风雅。留在寺内的那棵老树，后来被称为铁树，康熙的孙子乾隆还很有兴致地为这树题诗勒石。这时的广济寺，寺基已35亩，还有寺产一大两小三座塔院和一所下院。

　　鼎力抢修，涅槃重生

　　到民国时期，广济寺内大雄宝殿供奉的一尊130多斤的普贤铜像佛被盗，引起轰动。在办案时发现，当时的寺内居住者极其复杂，最后结论为自盗。广济寺在民国时遭受了灭顶之灾，1932年举办华严息灾法会时发生了一场大火，将寺院毁于一旦。后来还是在吴佩孚等各界名流支持下，广济寺才得以按明朝格局再次涅槃重生。

　　听演觉法师说，寺院东、西、中三条线的建筑，如今只剩下中线建筑，规模不及以前的1/5。1972年，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抢修了广济寺和离之不远的白塔寺。大雄殿内的三世佛是从西郊大觉寺移来的，当时在北京各寺已无法找到一堂完整的罗汉像，所以三世佛两侧的罗汉像，取自市文物局库内的藏品，因体量较小，只好在大殿的原龛内加砌台座，这才保证了协调。

　　而为了抢修这些被损坏的佛像和文物，广济寺还在西院临时建立了一个小作坊，请来故宫博物院修复厂的高级技工，通过他将多名已改行的修复专家请到广济寺。中国佛教协会的黄炳章在后来的回顾中说，“广济寺成为文革浩劫后国内修复的第一座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