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山西人是“中国的犹太人”，是指其善于经商和金融计算的习俗而言的。

　　人们戏言，美国人的钱包都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犹太民族历来以善于经营，精于计算而著称于世。

　　在浓厚的勤俭储蓄风尚中，山西人历来巧于经商，精于计算，这种风尚诱导了商业的发展，特别是票庄票号的产生，在明清长达二三百年的时间里，山西人几乎完全掌握了中国金融业的霸权。19世纪70年代一位欧洲旅行家到中国进行了七次实地考察，几乎对中国每一个省的人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中国的犹太人”，是这位欧洲旅行家对山西人经商气质的评价。他认为：“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业和大企业精神，当时居于领导地位的金融机关――山西票号，掌握着全国，支配着金融市场，可以说计算和智能劳动是该省唯一输出的产品。”“在所有的中国人中，对中国特有的尺度、数、度量观念以及基于这种观念的金融倾象最发达的要属山西人。”(沙莲番主编：《中国国民性》)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好莱坞，中国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曾获“奥斯卡”大奖提名。《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外景地，就是当年执山西金融与商业之牛耳的祁县乔家大院。使乔家大院出名的不是这部电影，使乔家声名远播的，也不是因其中了状元，出了阁老，而是出了拥有近代商业连锁店的“复盛公”，具有现代金融机构特征的票号钱庄，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旅蒙商。”

　　这些二百多年前的银行家和“国际倒爷”在伏尔加河下游建立的华人街远比美洲的唐人街历史更为悠久，许多中国货从这里进入中欧和西欧，他们骑着马、拉着骆驼，推着蒙古人的“勒勒车”，跨过戈壁沙漠和草原，走向欧洲的这条商路，就是后来被称为第一座亚欧大陆桥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

　　今天的国际“倒爷”们也正是在这条商路上来回穿梭充实自己腰包的，不过，他们的交通工具已换上了特别快车。

　　当年山西商人的崛起，与康熙三四十年开放海禁，以及嘉庆之后“移民实边”这样一次封建社会崩溃前的开放和开发大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山西票号和商人的足迹不仅遍布长城内外和大江南北，就连发达的“吴越诸郡，察其市肆贸迂，多是晋省之人。”(《清圣祖实录》)且其触角已伸到了莫斯科和日本的东京。到了晚清，以祁县、太谷和平遥为代表的山西经商之风已达极盛。这里我们仅举几例，可见一斑。

　　徐沟县：“贫者皆习逐本”。平鲁县“人多逐本，不思敦本。”太谷县“商于外者甚多，中下之家除少数有田产者得以耕凿外，余皆持行商为生。”盂县“服商贾于远方，虽数千里不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