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比如说听听哪方面的意见？

　　李楯：

　　比如就在怎么样使这个票能够公平地到乘客手里面，在这方面，在制度安排上，现在你作为管理部门，并没有敞开门来听大家的各种不同意见。

　　另一点，解决这种难题往往不是听大家一些批评，而是大家在制度设计上想一些办法。

　　主持人：

　　李教授我想刚才您提到了很多，比如涉及到很多部门。

　　李楯：

　　你铁道部自己自然管理不好的话，你应该招标，公众能贡献出很好的被你选入的办法，你应该付报酬的，否则谁会去想你那样的问题呢？

　　主持人：

　　李教授，您提到了很多制度方面的问题，如果从实名制的角度来讲，您觉得会不会解决问题呢？

　　李楯：

　　我觉得解决不了。

　　主持人：

　　为什么呢？

　　李楯：

　　实名制，每个人都拿着身份证去了，如果他不拿身份证，他弄一些假身份证怎么办，如果通过别人在这里面再捣一些鬼，你一个一个去查票、查身份证，这个成本是极大的，这是一种很笨的办法。而且实名制还牵扯到个人隐私，在我们能够不侵入的时候应该尽力不侵入。

　　主持人：

　　好，感谢李教授，李教授所要表达的东西很多。王教授，你觉得刚才李教授提到，他对使用身份证这种方式并不是特别赞同，但是我们发现实际上在调查过程当中，很多的普通百姓非常赞同，您怎么来看？

　　王锡锌：

　　我觉得实名制问题，过去几年来实际上大家都在讨论，公众既然提出这样一种强烈的需求，自然是以他的日常生活经验作为基础，比如说认为购买火车票需要实行实名制，受访者比例占将近76%，当然可能事后与他们日常参与购票的一些日常经验有关联，也就是他们发现了里面存在问题，比如说“黄牛党”倒票的问题，对外勾结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简单地来强调，或者来指出这样一个政策不可行，或者它的问题，需要去积极地探讨它的建设性的可能。

　　主持人：

　　李教授刚才提到比如像成本的问题，像技术的问题，您怎么看？

　　王锡锌：

　　成本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制订公共政策的时候是毫无疑问需要分析的，事实上关于实名制的问题，在去年春运的新闻发布会上，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也提到，他指出了有三个难处，包括实名制不能解决运力紧张的问题，实名制会带来很大成本的问题，以及第三个，实名制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还有人造假，用假身份证来做，我觉得这样一些理由当然还可以再进一步讨论，就目前这些理由来看，它并没有充分地去解释实名制为什么不可行，因为有些逻辑上其实存在不严密的地方，我个人的看法，实名制作为一个公共政策的选项，它涉及到这么多人，我们每年春运40天里面涉及到超过20亿人次以上的人口流动，这么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涉及到这么多人的利益，要不要实行实名制，实名制能不能解决问题，这就变成了一个重大的公共决策，我们做一个公共决策，我想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听取公众的诉求，来回应他们，我们在进行一些实证研究、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来得出结论，可能比现在简单的看起来轻飘飘的三个字不可行要更有说服力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