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根富：我还是最喜欢赵丹、白杨

　　一台手提式二手放映机。一个宽屏幕镜头。一台手摇式倒片机。近40 部电影拷贝。这些是周根富的随身家当。退休后，他用积蓄购买了这些设备，在杭州郊区的山里、在老人聚集的社区里、在校园里甚至在酒吧里，延续他作为电影放映员的生活。他希望人们花很少的钱(甚至免费)就能看到喜欢的电影。

　　放电影，这是他的信仰。

　　起床，选好衬衫、搭配的西裤，打好背带，梳好头发。

　　这是一个已经74 岁的老先生。你以为，他穿上背带裤，下一个动作应该是踱到西湖边的哪个茶楼里喝茶了。

　　可是他拿出一盘拷贝，开始倒片。

　　放电影50多年，最喜欢感人的片子

　　两个类似轮轴的装置，把拷贝装在其中一只上，取出胶片的一头，绕在另一个轮轴上，摇动把手，胶片便传送过去。传送速度很快，手指必须很小心，只能轻轻扶住胶片的两边，不能碰到中间有影像的部分。要是不熟练，手指很容易就被划破。

　　但对于电影放映员周根富来说，倒片简直是闭着眼睛就能完成的。从1953 年8 月1 日开始放电影，至今他已经放了56 年。

　　只要这一天有放映任务，周根富一早就开始忙起来。

　　先是检查放映机。比如，看看机器里的皮带有没有坏。

　　“现在的皮带质量没有以前好，很容易坏。”

　　周根富说。每隔两三天，还要给机器上润滑油。

　　“我放了这么多年，没有出过事故。我总是想要尽量做到十全十美，放一场电影，有时候有几千个人在看，你机器出了问题，那就是几千个人在等你。大家会失望的。”

　　“当然也难免有你顾及不到的。这个几率就像飞机出事故一样。”周根富补充。

　　他活在放映机的运转声里——别人听起来是噪音，他听起来十分美好。他甚至不能离开影像生活。今年年初，他买了个能看电视的手机，还买了台便携式DVD 机，出门在外的时候，可以自己放碟看。

　　“我要是会电脑就好了。”周根富说。影像里那个虚虚实实的世界，似乎才是周根富的依靠。

　　放电影放了50 多年，他最喜欢的演员还是赵丹、白杨。“我喜欢感人的片子。”他说。

　　记者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他正在上海为艺术家杨福东的展览播放短片。

　　关于这位艺术家的片子，他每天放2 场，已经放了一个多月了，但他说：“看不懂，很难理解。”

　　你知道一个人有几个春天可以看？

　　第一次放电影的时候，周根富18 岁。

　　手艺是和父亲学的。父亲是个老放映员。故事听起来很像那个叫《天堂电影院》的片子。都是两辈人，一生都围着一台放映机。

　　杭州有名的电影院，比如太平洋电影院，他都工作过。1958 年，他下放到转塘公社电影队，带着发电机和放映机，卷着铺盖，走遍了公社的各个村子。

　　“文革”的时候，他成为批斗对象被抓进监狱——放电影是多么“小资”的事。在浩劫中，他家破人亡。当时和他一起被批斗的电影队里的同事，一共有18 个人，其中3 个自杀了。可是周根富从来都相信，总有一天，他还能够继续放电影。那个时候，他就想好了，等那一切过去了，他要更加认真放电影，绝不犯错误。苦难的时候，他就唱《红梅赞》。他说，是他看过的那些革命电影，给了他信心。

　　退休了，他依然无法离开他的放映机。买了二手设备，他成立了“曙光电影放映队”，队长和队员都是他自己，成为流动的露天电影放映员。

　　哪里有需要，哪怕给个两三百块钱，甚至要他自己贴钱，他都很乐意。只要能让那些进不起电影院的人能够看到电影，就好。要是有钱，他想在杭州弄个小厅，免费给大家放电影看。

　　“想想那些死了的人，一点价值都没有。我现在把放电影这个事业当成娱乐和依靠。”

　　放电影的人，最高兴的就是看到观众人数众多。前几年，周根富在吴山广场放电影，有两三千人跑去看，是他最开心的时刻。

　　不放电影的时候，他就“玩西湖”——到底是杭州人，口气大，一开口就是“玩西湖”，好像西湖是他自己家里的宠物。

　　周根富喜欢拍照。“现在这个季节就拍荷花，下雪天就拍雪景，春天拍杨柳。每年都拍。怎么看都看不厌。”

　　“每年都一样？”我问他。

　　“你知道一个人有几个春天可以看？”老周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