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台湾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关系怎样？

　　丘昌泰：“9·21”确实也是一个转折点，过去政府和一些民间组织抵触情绪非常强烈，相互不买账。这些民间组织在“9·21”发挥的重要社会作用，填补了政府很难进入的领域，帮助政府解决了这些问题，这也修复了政府与NPO之间原本不太协调的关系，大家转而携手合作。台湾政府也因势利导采取了很开明的措施，“9·21”后，考虑到民间组织发挥的重要作用，政府救灾机制里设有一个“民间组”，主要负责领导和协调民间组织，包括出台一些政策前，把各种领域的民间组织一起拉进来参与政策制定。“民间组”独立于政府以外，与政府无关，领导人由社会威望很高的人物担任，另有专职工作，但不领取政府的工资或酬劳。

　　灾后要发挥理性力量

　　南都周刊：在灾后重建阶段，民间组织表现出哪些优势和缺点？

　　丘昌泰：举例来说，政府曾经在某地规划了造价成本一百万新台币的房屋，图纸很漂亮。但老百姓认为房子太贵，也不符合他们以前的住房特点，不实用。后来一些民间组织来做，成本就很低，只需要三十多万，而且符合居民的需求，有当地的特色风格，让居民很满意。所以，民间组织更注重民间的需求，考虑问题往往更细致，更符合实际需要。

　　政府有些时候办事好大喜功，有些地区为了迎接国际组织，将原本已经救援完毕的改造成“样板灾区”，专门给国际组织参观，给媒体披露出来成为笑话，民间组织更加务实一些。

　　但也有时候，民间组织表现出协调不好。你知道台湾的宗教团体是非常多的，他们组织能力很强，而且慈善心也很强，但是各个宗教团体是谁也不买谁的账的，天主教的也在做，一贯道也在做，佛教的也在做，佛教里面还有不同的派别。我一个朋友在灾区，怕余震，他就搭了一个帐篷，住在院子里，也不敢在家里做饭。一开始政府送来方便面，没两天就吃腻了，后来慈济协会每到吃饭时间就送来非常可口的饭菜，他们组织得很好，有人会炒菜，有人就热腾腾地送出去，让人很感动，到了晚上还来送夜宵，再后来不止一家慈善组织来送饭菜，这家前脚刚走，另一家就又来了，主人看人家一片热情，也不好意思拒绝，饭菜也很好吃，结果一顿都吃好几次，这下可好，过了一段时间，我见到他，本来他身材挺苗条的，结果灾后成了个大胖子。当然说起这个故事还是蛮感人的，但也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各个慈善组织和志愿者团体都能协调好，大家不要扎堆，让资源能够更有效地分配岂不是更好么？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就由威望很高的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先生领衔成立了“民间灾后重建协调监督联盟”，主要行使捐款监督与服务协调两项职能，为当时的民间救灾工作提供了协调和整合的功能。

　　南都周刊：现在大陆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在度过了一个全民众志成城的阶段以后，怎么样让灾区的事情长久有人关注？

　　丘昌泰：这是很难避免的，以台湾经验来说，这样一个至少10年的工程，需要持续的人力和资源投入。但大家都是一股热情，一开始各方面出钱出力特别多，过后就淡下来了，真有需要的时候捐款也不热心了。

　　志愿者一年以后也走了一大半了，三年以后就剩10%了，其实救灾并不要等大家都涌过去的时候就涌过去，以后工作都需要很多民间组织的长期参与。台湾的经验是最后坚持下来、长期发挥作用的往往是比较专业理性的力量。例如，当时有一些美术家志愿者教会了宜兰某地的女性灾民彩绘，又帮助她们在当地找到适合作画的鹅卵石，又有一些行销专家根据产品特色帮助行销，最后该地的彩绘石在台湾南部的一家五星级大酒店取得了不错的销量，解决了当地生计等很具体的问题，这样的工作是“润物细无声”的。

　　南都周刊：你强调专业理性的力量，那么媒体除了劝人捐款还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丘昌泰：台湾有很多公共政策辩论节目，救灾和灾后重建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专业技术的问题，千万不能领导一拍脑袋就决定。灾后台湾大量这样的节目天天在辩论讨论，从安置区规划到哪怕一个花坛该怎么重修这样的小问题，都在电视广播里面让各方面的代表天天公开辩论，不怕大家吵起来，这样汇聚大家的智慧，考虑问题就比较周全，最大可能地避免做一些头脑发热、事后后悔的事情，这在长远以后都在发挥作用，我觉得台湾的这条经验做得比较好，而且大陆也不难做到。（来源：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