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挥霍浪费公款是当下官场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从公款旅游到大吃大喝，从声色犬马到高尔夫俱乐部，再到领导干部大笔一挥，造成决策或管理失误，一下就损失十几个亿——按审计长李金华的说法是，“有些损失浪费问题造成的后果比违法违规还严重。”理论上，这种挥霍行为依据其是否以官员自身享受或私人利益为目的，大致可分为两种：腐败浪费和过失浪费。但在现实中，真正毫不掺杂私利的所谓“过失浪费”几乎没有，挥霍浪费因此是绝对的行政腐败无疑。

　　一方面是此类腐败行为越来越多，半年就有4866名党政干部受到处分，而实际应该获得处分的肯定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另一方面呢，却是处罚的无力，也就是法律的无力——挥霍浪费最多只会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而不被当作犯罪行为受到法律的严惩。作为刑法罪名的贪污和作为腐败同义语的贪污，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最近，“丢丑丢到芬兰”的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以副检察长徐文艾为团长的“公务考察团”伪造“芬兰司法部邀请函”事件，作为公款旅游典型而引起国民公愤，结果仍只被认定为违纪行为，而未被认定为贪污，依法学家陈兴良和田文昌的观点，主要障碍是：很难界定它是否属于侵吞公共财产。

　　于是，贪污罪的界定似乎存在这样一种悖论：把公共财物放到自己腰包里才是犯罪，而把公共财物吃了喝了玩了，则只是“违纪”而已。这正是大吃大喝、公款旅游等现象越来越严重的重要原因。现实中，相当一部分官员都很信奉“公家的钱只要不装进自己口袋，怎么花都不怕”的挥霍准则，公款旅游之类事实上已经异化成一种官员福利。而国外法律的界定一般是以获得“不正当好处”定罪，这样的界定显然要比纯粹的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科学。

　　田文昌说：“现在这种公费旅游、公款吃喝的现象太普遍了，如果都简单地往贪污上靠，贪污罪的发案率得有多高啊？”在我看来，这不应该是不将此类挥霍浪费行为入罪的理由，相反这正证明将其入罪的紧迫性。当然，是将其纳入贪污罪还是另立新罪更合适，这些立法技术问题，是完全可以讨论的。

　　关键是，法学家不应该只满足于一句轻飘飘的“公款旅游不适合以贪污罪论处”，而是应该给出自己的主张，并运用自己在法学界的巨大影响力为主张的落实而积极奔走，有良知和责任感的法学家都应该争做挥霍公款只违纪不犯罪时代的“终结者”——著名法学专家陈兴良和田文昌，如果能拿出当年在刘涌案中炮制“专家意见书”的那份“积极”来，则实在是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