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百万是豫商的代表人物。豫商文明要比晋商、徽商等地 的商业文明早的多，从《诗经·氓》中“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等资料看，早在春秋时期，北方的商业往来已经很活跃；战国末期的吕不韦，他的生意作到贩卖天子；北宋的都城汴京，不仅是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世界最大、最繁茂的商业大都市。北宋以后，随着政治重心的转移，商业文明虽然南移，但中原地区的开封、洛阳、商丘等地，、仍是商业繁荣地区。古代交通以水路最便利、成本最低，沿水路两岸的商业也相对发展较快。康百万家地处河洛交汇和古都洛阳较近，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他与当时较发达的山西晋商和两淮徽商，在经营上互有不同之处，简要可作如下比较：

　　从地域上，晋商的主要经营范围是通过走西口，向晋北、内蒙甚至白俄发展；徽商则主要在两淮、江浙或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时顺运河甚至海路北上至京，津地区；而康百万则以黄河中下游为主线，通过泾河、渭河、洛河、运河、沂河等水路，向周围发展，西部最远至兰州，东部最远达日本，北至京、津，南达泸、杭等地。

　　从经营内容看：晋商以票号、典当为主，兼营北方所需的粮、棉、盐、茶叶等；以关公(山西解州人)之“义”，在经商处建会馆以结帮；徽商崇尚文化与政治，主要以钱庄为主，经营盐、茶、木，亦儒亦商，与政治极力结缘，或投机取巧，或以丝绸、粮食，谋取大利；徽商所至，多建园林别墅和戏楼，以文会友。康百万为代表的豫商，则以河洛文化为核心，金木水土火，土为中，土生万物，以土地为主，以经营粮、棉、盐为主，处处设栈房，赚钱买地，哪里有康家饿的生意，哪里就有康家的土地。“土能生白玉，地可发黄金”，从土地的拥有量上，可以说是当时全国商人之冠。

　　在运载工具上，山西商人以耐风沙干旱的骆驼为主；徽商以船为主；而中原康百万则兼而有之，即拥有敢于在险峰恶浪中行驶的船队，又有适宜长途贩运的骡马“高脚队”。

　　在经营思想上，晋商重钱不重官，“学而优则商”，从小就教育孩子怎样挣钱；徽商重官不重钱，赚钱为做官，从小就教育孩子做官；豫商往往是深藏不露，“守中虚外”，专家们说：“河南人的优点是也代表了中国人的优点，河南人的劣根性也代表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传统道德的“学而优则仕”，“尊儒黜商”、“重农轻商”，在河南人的思想中一直是根深蒂固，而康百万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冲破了这种禁锢，大胆经商，且以经商赚钱，教育子孙从儒进仕，讲君、臣、父、子，讲忠、孝、节、义；以公益为手段：修黄河大堤、建学校、赈灾民，赢得民心和朝廷的赏赐，达到做官的目的，回归正统。

　　在经营办法上，晋商以小胜大，往往从小商贩开始，精打细算，滚雪球，各成体系，渐成气候，发展稳定；徽商则以观察入手，投机取巧，互相联合，形成商帮，大的则走官府门子，盈大利，走红运，穷奢极欲，夸富斗靡，骤起骤落，昙花一现，尽管总体上徽商也活跃了三百年，但往往是你方唱我登台，难以像康百万那样，沉着老练，稳扎稳打，遇变不惊，处处为营，横跨三朝、十二代而仍然富甲一方。

　　另外，如徽商“轻离别“，经商一去三、五年甚至二、三十年不回，山西商人也有这种特点；而豫商则特别重乡土、恋家乡，很少有长年在外不归者。晋商长期在外，婚姻不幸；徽商灯红酒绿，多纳妻妾；康百万则要求妇女“三从四德”、家教极严，等等。

　　总体上说，在我国历史上，尤其是北宋以前，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包括陕西关中地区和山西南部)一向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但是长期以来，又是动乱频率最高的地方。徽商(徽州六县的商帮)的始祖，是西晋末年大动乱、唐末黄巢起义、北宋末期南迁是由中原逃去的名族。徽州56姓，其中49姓是由中原迁去的。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宗族文化、门阀文化、婚姻文化、丧祭文化、伦理文化以及建筑文化等等，也传到了那里。地狭人稠、被逼从商的徽州商人，亦带有浓重的中原文化气息。豫商代表人物康百万先祖，是明初由山西迁来的。因而不管晋商也好、豫商也好、徽商也好，在传统文化和商业文化上又有许多共同之处，如在重视文化教育和追求艺术品位上，在“重宗谊、修世好”的宗族观念上，在“男尚勤劳，女尚贞节”和重视的门阀世第上，在敬业精神上，在商业道德观念上等等，尤其是正统的儒家思想上，如出一辙；而在崇尚河洛文化上，徽商和豫商更为贴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