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心中的古旧书店既亲切又神圣

　　解放前，古旧书店的名气就很大，很多名人、文化人都是那儿的忠实粉丝。张学良将军就常常泡在古旧书店里淘书，张将军赴台后，曾辗转告知大陆亲属，指名要在西安南院门古旧书店，代他求购一部大字本的《明史》。古旧书店还得到了不少中央领导的关怀，薄一波、韩念龙等都来过古旧书店参观指导、选书购画；一些知名作家，何其芳、吴晗、郑振铎等也到过西安古旧书店选购书画。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贾二强先生说：“我和古旧书店的交情，从1973年便开始了。那时候我还没上大学，常去古旧书店，总是能有所收获。当时古旧书店还是二层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开玩笑说‘古旧书店，破破烂烂’。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读了研究生，去古旧书店就更频繁了。后来我在师大历史文化学院任教，院里资料室的很多书籍都出自古旧书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有幸在古旧书店淘到一部清末曾国藩、左宗棠开办的五家官书局合刻廿四史，非常珍贵。”贾先生的老师，著名唐史学家、文献学家黄永年先生生前和古旧书店的感情也相当深厚。“古旧书店从不做广告，学者和学者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对古旧书店认可的传递，是古旧书店至今仍生生不息的动力。”范文先生感慨道。

　　碑帖古籍研究专家、《西安旧事》作者宗鸣安先生也是古旧书店三十几年的老顾客，“古旧书店以文史类书籍为主，很和我的胃口，七十年代末书很少，能买卖旧书、碑帖字画的只有古旧书店，所以西安市的文人和古旧书店基本上都有渊源。”年少时宗鸣安常常和伙伴们步行来到古旧书店看书、淘书，“一直到八十年代，书店还不是现在这样开架售书，看什么书得先告诉营业员，让他拿给你。我那时眼睛也不太好，常常隔着柜台找书找得很辛苦，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说话间，宗先生拿出一张拍摄于1992年的照片，他指着照片中一排灰色的老房子说：“这是大芳照相馆，东边这家店面就是古旧书店。”他至今仍记得，古旧书店大门两边有两扇大橱窗，里面挂着几张碑帖字画，进入大门，一层是营业厅，靠外面的是公开读物，里面有一个小隔间，存放着不公开的读物。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书店的管理仍很严，许多书不能公开出售。书店的二层是办公区和仓库。“二楼的地板和楼梯都是木质的，在楼下看书，常能听到楼上工作人员咚咚的脚步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宗鸣安笑着说，“营业厅的隔壁是古旧书店专门收购旧书的一处门面，常能看到卖旧书的人进进出出，很多农民都是扛着大包小包来的。也有很多人在书店卖不掉书，索性就在书店门口摆个摊子。”

　　“低矮的顶棚悬着几支灯管，当中一台旧得发黑的吊扇，……屋子的四壁全站着顶天立地的红木书架……”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位名叫金平的外地读者如此描述西安古旧书店，当时的古旧书店不仅吸引着西安本地的文化人，还是很多到访西安的外地文人必去之地。

　　古旧书店和读者的故事，三天三夜都讲不完。范文先生讲，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都很穷，想看书又没钱买书，于是，古旧书店就成了他们的图书馆，常常一看就是一天，书店的服务员也很理解，只叮咛一句：“哪儿拿的，看完放到哪。”有的学生想买书可实在没有钱，就把自己的饭票抵押在书店，把书“买”走，过段时间有钱了再把饭票赎回去。书店对学生也很通融，这样时间一长书店就和读者形成了很好的关系。范文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文史类大学生，对古旧书店都有很深的感情。”

　　从文革结束到九十年代初，每逢星期天，古旧书店里总是挤满了人，“大部分人都是来‘看’书的，”张鸣说，“他们绝大多数是高校的学生和老师。常常一呆就是一整天，有时几个好友还会相约到旁边的葫芦头吃泡馍。”

　　1988年，台湾著名作家柏杨来到西安，正值他《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出版不久，古旧书店是他在西安唯一签名售书，并与读者对话的地方。张鸣拿出一张当时的照片——柏杨先生站在高处，四周拥满了年轻热情的脸，等待他签名的读者挤满了并不宽敞的古旧书店大厅。这足以证明，当时古旧书店在西安众多书店中是很新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