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徐琼

　　“我拒绝领房卡，也不会在这里住，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如此安排，我认为是极大的浪费！”22日开幕的十一届广州市政协三次会议，市政协委员高德良针对会议食宿安排在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酒店一事，并不领情反倒公开批评。

　　显然，让高德良发飙的不是五星级酒店本身，而是因为心痛这笔并无必要的消费“是极大的浪费”，而且他有没说出来的话还压着更大的“气”，这浪费的还不是他自己的钱，甚至也不是会议主办方———他所属的政协组织的钱，而是由纳税人涓滴积聚而成的财政公款。

　　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各级政协会议、委员视察、专题调研、专委会和委员活动经费被列入各级财政年度预算。国家以财政划拨方式，意在保障政协委员顺利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基本职能。

　　政协会议是各路精英荟萃之地，谈笑皆大腕，往来无白丁，更不乏平日就出入高档场所的巨商富贾，安排入住五星级酒店，可能也是主办方体贴入微用心良苦之举。只不过，真正的名流俱乐部应该是私营，而且是自己交会费并以此为荣的。高委员拒绝房卡看起来是拒绝优待，其实就是拒绝某种逾位的待遇。

　　有宽容的政协委员从中看出了“刺激消费”的好处。在经济疲软信心萎缩的冲击之下，奢侈型消费首当其冲，五星级酒店因入住率普遍下滑，当然渴望像政协会议这样的大型团体消费的“刺激”，但如此惠顾其正当性本就可疑，更何况，利用公款消费与消费拉动内需，实在南辕北辙。

　　拉动内需其实更需要公务开支的克勤克俭。去年一场局部的地震灾难，中央国家机关便将公用经费支出削减5％，用以抗震救灾并引来各地政府上行下效。今年全球传染的经济不景气形势逼人，各级财政的压力想必更大。上月举行的陕西省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就因应时势，将会期缩减三天，并精简会务人员，取消一般性宴请，令会议经费减少两成。按说勒紧钱袋过紧日子是全国上下的共识。

　　以敢言著称的高委员，这次是将“民主监督”的靶子转向了地方政协会务。北京自2007年起宣布公务员出差禁住三星级以上饭店，被监督者都收敛了，监督者又怎好铺张。有关方面如何化解这种自揭老底的尴尬，其实是对如何应对自我监督进而自我规范的一次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