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成都不到武侯祠，就好像登泰山不登玉皇顶、逛天津不吃狗不理包子一样遗憾。毫无疑问，我是冲着诸葛亮的大名才游了一次武侯祠的。

　　许是我孤陋寡闻，到了武侯祠我才发现，那里的建筑三分之二是属于刘备的，属于诸葛亮的仅占三分之一还不到。

　　进入第一道大门，门楣上赫然写着的是“汉昭烈庙”。步入院内，但见正殿中坐着的是大耳垂肩的刘备。东西两庑各塑着庞统、简雍、蒋琬及关、张、赵、马诸文臣武将，仿佛蜀汉小朝廷再现。因为我的心思全在诸葛亮身上，所以草草转了一圈，只在刘备像前驻足了片刻。心里就想，此君当初若不是请出了诸葛亮，恐怕早就死在刀剑之下而填身沟壑。那样的话，他倒不如老老实实地隐居乡间，靠编织草鞋过活来得安稳些。

　　穿过刘备殿，走下数步台阶，地势突然低了许多，我抬头便见低矮的门楣上悬着“武侯祠”一扁，大门两侧的对联是“三顾频繁天下计，一番晤对古今情”，乃董必武所书，字体猷劲，颇有气势。只是我见此门缩头缩脑、低三下四地躲到刘备殿后面，竟无由地生出一种别别扭扭的感觉。

　　遥想在那汉末群雄纷争的年代里，诸葛亮未出茅庐便知道三分天下。在推不却刘备的三顾之恩以后，他呕心沥血，帮助刘备取荆湘、下益州、定汉中，终成鼎足之势。后来，他又扶佐“生儿不像贤”的庸主阿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此，千百年来，老百姓都把他看作是智慧的化身，忠臣的典范。他的形象在老百姓心中早已超过了刘备。那么，他的祠堂何以会局于刘备殿后角落里，又为什么以偏概全，把包括刘备墓、刘备殿在内的这一古建筑群统称为武侯祠呢？汇入人流，我又发现，狭小的武侯祠里游人擦肩接踵，而宽大的刘备殿里却行人寥寥，心中又生出一种尴尬的心情，直到我从遥远的西南回到东北的家乡长春，心中也放怀不下。为了解开疑团，笔者一次次地查检史书，寻觅成都武侯祠的兴衰沿革，才发现，这一古建筑的得名，是经历了一次次痛苦的历史抉择。

　　现在成都武侯祠的地方，最早只是刘备的墓地。

　　据史料记载，公元223年4月，刘备在白帝城病逝。原因是因为拜把子兄弟关羽遇害，与孙权撕破脸皮，破坏即定的“联吴抗曹”大计，不听诸葛亮的劝阻，率倾国之师伐吴，最后兵败而亡。5月，诸葛亮护其灵柩回到成都。8月，葬于惠陵。这惠陵就是今天成都武侯祠西侧的刘备墓。按照古代礼法，帝王之陵要有庙。因此，刘备下葬之时就建了一庙。只是当所建之庙不大，仅供祭祀之用。正式名称叫“惠陵祠”，人们习称为“先主庙”或“先帝庙”。

　　刘备死后的第11年，即公元234年8月，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遵照他的遗嘱，其遗体埋葬在定军山下。诸葛亮的去世让蜀中军民万分悲痛，人们纷纷要求为他建立祠堂。但在当时，除了帝王，人臣是没有资格立祠的，朝廷就以“与礼不合”未予允许。朝廷不允许不要紧，老百姓还是要祭祀的。于是就出现了“军民因时节私祭于阡陌”的局面。在云南、贵州一带，一些少数民族还把诸葛亮敬之为神，每每在荒山野岭上焚香而祭。让蜀汉朝廷难堪的是，这种“百姓巷祭，戎夷野祀”的现象持续了好多年，竟成了一种习俗。直至公元263年，蜀汉政权才接受向充、习隆的提议，在沔阳(今陕西勉县)的定军山诸葛亮墓旁建了一座小庙，让那些崇拜他的人在里面烧烧香，磕磕头，聊寄情思。

　　成都出现武侯祠的时间大约是在西晋初的公元304年。当时中原司马氏政权走向衰微，农民起义军首领李雄占领成都，并很快割据四川称王，史称“成(汉)国”。农民起义军自有农民起义军的道理，他们不理会什么君王、人臣。李雄出于拢络蜀人之心更好地统治四川的考虑，本着崇人而不是崇君的思想，抬出备受蜀人景仰的诸葛亮，在成都城西的少城建了一座武侯祠。其故址在今成都市中心偏西的人民公园附近，现在还有一条叫“祠堂街”的地方即其遗址。至此，成都城里终于有了诸葛亮的专祠，当地老百姓不必“巷祭”、“野祀”，可以大大方方地到祠堂里烧香磕头了。公元347年，东晋大司马桓温征蜀，蜀平，准备把成都的少城拆除。动工之时，桓温见到了诸葛亮时期的一个小吏，是一个百余岁的老叟。他问道：“今人谁可与诸葛武侯相比？”老叟说：“丞相在日，人们并未觉其有异。待其死后，都觉得再也无人与之相比了。”桓温听罢很是感慨，于是在拆除少城时，单单留下武侯祠以示对诸葛亮的尊崇。

　　传到南北朝，据说有一天，齐高帝萧道成梦见益州(今成都)有天子仪仗。他本是篡宋称帝的乱臣贼子，双手沾满了宋室族人的鲜血，自觉心中有鬼。于是，他命令益州刺史傅覃把刘备的庙扩建，弄成天子宫阙的模样，以迎合梦境，不使益州再出天子。这样，刘备的小庙被拆除，代之而起的是宽大的殿堂回廊，金碧辉煌的君臣塑像。

　　傅覃扩建的刘备庙在其墓的东侧，左右两庑配祀有诸葛亮、庞统及关、张等人的塑像。这本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可是后来人们不满意了，认为是诸葛亮帮助刘备创成帝业，他的地位岂能与关、张等武夫们并列？不久，就在刘备殿的后侧越制建了一座诸葛亮的专祠，它的规模当然要比刘备殿小得多。至此，便形成了刘备墓、刘备殿、武侯祠三者合一的建筑群，时间大约是在隋朝初年。

　　武侯祠的加入使刘备庙一带游人大增。到了唐代，它居然成了一处天下闻名的游览胜地。杜甫《古柏行》“先主武侯同秘宫”，李商隐《武侯祠古柏》“蜀相阶前柏，龙蛇捧秘宫。荫成外江畔，老向惠陵东。”等诗句，真实地描述了武侯祠位于刘备庙后、刘备墓东的位置。

　　唐代是一个诗人辈出的年代，而诗人的大脑又像儿童那样天真，不受什么君王人臣规矩的约束。他们在游览刘备庙的时候，偏偏置刘备这个帝王而不顾，专门歌咏诸葛亮。他们在诗里缅怀诸葛亮的业绩，赞扬他的智慧和才华，痛悼他的英年早逝，甚至惋惜他遇到了只讲哥们义气，不顾国家大计的刘备，以及昏庸无能的阿斗。这样一来，结果可想而知，武侯祠虽小，却因此名声大震；刘备庙虽大，却黯然无光。

　　特别是到唐元和四年(809年)，进士出身的武元衡到成都任节度使。这位颇有文化气的官僚在游览了刘备庙、武侯祠后，很是推崇诸葛亮，居然也不拍刘备的马屁。他请自己府中的才子裴度(后来成为30年宰相)为武侯祠撰写了一篇文辞华美的碑文，又请大书法家柳公绰(柳公权之兄)命笔书写，令名匠人鲁建刻石，立了一通《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因此碑文好字好刻得好，所以后人称之为“三绝碑”。至今，这通三尺多宽、一丈多高的大碑仍立在祠内供游人观瞻。

　　大约就是从那时起，从老百姓到文人雅士，以至于达官贵人，都习惯把包括刘备墓、刘备殿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建筑统称为“武侯祠”，而不称为“惠陵祠”或“先主庙”了。

　　宋元两代对武侯祠进行了多次修缮，但格局没有多大变化，仍是君臣合一的建筑。不过，这其间有一则民间传说很有趣，本文录出以飨读者：

　　北宋初年有一位叫曹彬的都监到武侯祠闲逛，他见诸葛亮羽扇纶巾端坐在那里很不以为然，便叫道：“来人，把这殿宇给我拆了！”左右不解地问：“诸葛丞相一世忠贞，鞠躬尽瘁，人人敬仰，都监为何要……”曹彬呵斥道：“诸葛亮远非尔等所言之神人。刘备死后，他身为相父，一不能战胜曹魏，统一汉室；二不能知人善任，以至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三不能解除百姓战乱之苦，六出祁山，劳而无功，最终被曹魏所灭。像他这样，死后还配享受这样隆重的祭祀吗？姑念他忠心耿耿为汉室，能给他留下一处奉香火的地方就行了嘛！武侯祠应该立刻……”他那“拆除”二字还来有及出口，突然轰隆一声巨响，中殿塌了下来，瓦砾中露出一块石碑，上书十个大字：测我心腹事，唯有宋曹彬。字体清晰，好像刚写上一样。曹彬一看此景，吓得赶紧跪地叩头不止，讨饶说：“诸葛公，圣人也！有此自知之明，也当万人敬仰。”于是他赶紧召集匠人，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民间传说虽然荒诞，但它起码表达了老百姓崇拜诸葛亮的愿望，武侯祠仍然我行我素地屹立在那里。

　　明朝年间，朱元璋封他的儿子朱椿为蜀王治镇成都。朱椿是皇帝的儿子，自然有皇帝儿子的一套理论。一次他游武侯祠，看到纷至沓来的人们都去祭拜诸葛亮而把刘备冷落起来，心里着实不满。于是，他以“武侯祠逼近先主庙于礼不合”为借口，强令废除武侯祠，命匠人把诸葛亮殿和刘备殿连成两进院落，正殿只立刘备像，统称为“先主庙”。只是在两庑立文臣武将像时，诸葛亮不能不立。便在东庑立了诸葛亮像，西庑立了关、张等人。在朱椿看来，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君尊臣卑的礼制。可老百姓并不买账，他们仍把改建后的先主庙称为武侯祠，并且专祭东庑的诸葛亮，香火鼎盛，异于常时。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四川巡抚王蘖谷见到人们祭祀诸葛亮十分逛热，就奉请蜀王说：“侯(诸葛亮)之功德大矣，不专何崇？”恳请再为诸葛亮建专祠。蜀王一想也是，只好允其所请，但却另选一地，在浣花溪畔的梵安寺旁又建了一座武侯祠，其遗址在今杜甫草堂附近。这样，成都就先后出现了三个武侯祠。可惜到了明末，由于战乱频繁，武侯祠及刘备庙都毁于战火，所有的地面建筑全部荡然无存，只有埋在地下的刘备孤坟留了下来，而且还多次被盗。

　　大清兵入关建立了满清王朝。少数民族入主华夏，多少淡化了传统的君臣遗规。四川巡抚颇能正视下情，委任宋可发等人，本着君臣并重的原则，在刘备庙的废墟上重新建起了一处两殿两进的庙宇，即前殿为昭烈殿，后殿为孔明殿，恢复了明以前的面貌，亦即今天的格局。

　　此庙恢复不久，老百姓又都去祭祀诸葛亮而冷落刘备，并习呼武侯祠不名昭烈庙。结果又有人提出异议，要恢复昭烈庙之名而废掉孔明殿，但终因“蜀人之口习武侯” 而作罢。就这样，刘备墓、刘备庙、武侯祠，这样三位一体的建筑群，便被顽强地统统称为武侯祠一直叫了千年之久而延续到今天。

　　行文到此，读者恐怕也会和我一样产生一种尴尬的心理。这是历史的尴尬还是人为的尴尬？其实，这种尴尬的事情历史上很多，现实就更多了，并且现实也将成为历史。

　　笔者在某媒体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某艺术家雕塑了一尊很出名的塑像，为雕像剪彩时，组委会却忘了(未必是忘)请这位艺术家莅临。后来，在艺术家的抗议下，才勉强发了一张请贴。但在剪彩时，名正言顺地是政府要员和腰缠万贯的经理们唱主角，在电视报纸上大出风头，雕像的创作者却被冷落在一边。初看起来，这实在是艺术家的尴尬，继而一想却另是一码事。因为时光无情，它会像淘沙的波涛一样，泥沙必将淘去，真金总会放光。多少年后，艺术家的名字将会和他的作品流传后世，可当初大出风头的政府要员、腰缠万贯的经理们必然要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难道这不是尴尬得不能再尴尬的事情吗？由此，我设想，当初剪彩时，官员莫不如将手里的剪子交给艺术家，自己只在旁边鼓鼓掌或干脆不去露面，而把主要精力用在勤政爱民上。这样一来，艺术家不尴尬，官员也不尴尬。说不准这位官员躬身为民，清正廉洁，死后能像焦裕禄、孔繁森那样，老百姓为他竖碑立传，甚至建个纪念馆也未可知。由此我又想到，许多大人物们死后都想留名百世，过去讲究修坟立碑建祠堂，时下讲究出传记拍电视等等。真要是名实相符、不会出什么尴尬的事情来，搞一搞也未尝不可。可要是名实不符，或是反差太大，像明代的魏忠贤那样，生前就修了许多生祠，死后让人扒得一干二净，甚至连祖坟也让老百姓给掘了，这岂是用“尴尬”一词形容得了！

　　1983年，退居二线的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同志参观武侯祠时，曾好奇地问祠内一位工作人员，人们为啥要叫“武侯祠”而不叫“昭烈庙”？工作人员回答说，人民是从对历史贡献的大小，而不是按地位的高低来衡量人的。这极普通的人极普通的话，是不是说出了极不普通的道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