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厚望能够带来“鲇鱼效应”的民营航空公司楚歌四起：3月15日，东星航空有限公司(East Star Airlines Co., Ltd.， 简称“东星航空”)航线航班被迫停运；在此之前，奥凯航空有限公司(Okay Airways Company Limited，简称“奥凯航空”)亦曾一度遭遇停飞。

　　大型国企中航集团正在试图收购东星航空，无独有偶，与之相似的“国进民退”同样发生在钢铁行业。不久前，宝钢集团重组宁波钢铁有限公司宣告成功，另据报道，按照宝钢集团战略布局，今年该公司潜在并购目标还将包括包头钢铁集团、马鞍山钢铁集团、杭州钢铁集团，等等；与此同时，鞍钢集团整合攀钢集团也有望在2009年取得突破。

　　上述两行业一改近年来民营企业强势姿态的市场逻辑大致可归结为：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凡与宏观经济走势正相关的行业普遍出现衰退迹象。鉴于行业“中期看淡、短期看弱”的预判，加之前期扩张过快而导致自身资金紧张等因素，民营企业或主动、或被动地转而选择收缩阵线，由此留出的市场空间则由资金雄厚且长期致力于“做大做强”的国有企业顺势填补。

　　当然，上述分析不过只是硬币的一面。事实上，若将观察面、观察期放大、放长，一个不难发现的现象是，“国进民退”发生的领域颇为广泛，其滥觞也远早于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例证如：2004年，A股上市房企基本为民营，到2006年，A股市值最大的10家房企中，只剩下一家为民营企业；除此之外，2005年，上海市房地产开发企业50强中，具有国资渊源的企业占到了60%左右。

　　除了市场逐渐向国资集中，“国进民退”还反映在近年来中国全部企业利润不断呈现向上游国有企业集中的趋势，以及自1997年以来，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单位，等等。可见，去年下半年起骤然恶化的国际金融危机无非只是“国进民退”的诱因之一，而既非充分的、也非必要的条件。

　　假定市场足够完善，各类企业在竞争性行业中孰进孰退的决定性因素只能是效率。事实上，非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于国有企业不仅早已为大量经验所证实，而且有着合理的理论解释，最显要证明是，即使已经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控股条件下的国有企业依然未能彻底消除产权虚置带来的重重麻烦。

　　既然以效率无法解释大面积的“国进民退”，那么，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市场足够完善”这一假定不成立，也就是说，我们所观察到的“国进民退”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市场不完善，以及由市场不完善而引致的非市场逻辑盛行。比照现实，非市场逻辑盛行的例证俯拾皆是，譬如说，相比举步维艰的民营航空公司，三大国有航空公司的经营状况或许更糟糕，其中东航去年三季度报告显示，公司每股净资产仅为0.1086元，每股收益则为-0.47元，资产负债率竟然高达98%以上，其可恃者，无非只是“绑架”银行廉价放贷，甚或申请政府注资解困。

　　以上所述才是“国进民退”忧患所在。事实上，若单作为一种现象，“国进民退”本身并无好坏之分，需要深究的，其实是该种现象因何而来。如果答案是市场导向、公平竞争，则“国进民退”同样代表着优胜劣汰，而如果答案是制度歧视、资源错配，那么，这种“国进民退”不仅不会长久，还会因其显而易见的不经济而使全体国民福利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