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时期

　　市境已获相当程度的开发，“交通灌溉之利甲于全国”，既有邗沟(即淮扬运河)沟通江、淮，又有陆上干道—善道通达南北,故成为春秋战国列强争夺的重要地区，先后为吴、越、楚所有。

　　秦汉时期

　　秦统一六国后，推行郡县制。市境始置县邑有淮阴(今淮阴区码头镇)、盱眙(今盱眙县城北)、东阳(今盱眙县马坝)。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淮安人民蜂起响应。著名军事家韩信即于此时仗剑从戎，立下赫赫战功。西汉年间，市境又增置淮浦(今涟水县西)、射阳(今楚州区东南)、富陵(今洪泽湖中)等县。秦汉时期，境内农业生产条件特别是灌溉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东汉末年广陵太守陈登筑高家堰(今洪泽湖大堤)30里，遏淮河洪水，保护农田，并修破釜塘灌溉农田。铁制农具和牛耕也得到推广，故虽迭经战乱农业生产仍有较大发展。同时交通运输也有改善。秦始皇修筑的驰道自境内穿过，陈登则筑邗沟西道，使江淮交通更便捷。由此，承平之年，境内手工业和商业比较繁荣，文化也发展到较高水平，汉代兴起家学和私学，并涌现出一批文学大家，如汉赋大家枚乘、枚皋父子，“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

　　魏晋南北朝时期

　　市境长期处于战争和对峙的前沿。长年战乱带来的是“江淮之间，赤地千里”的凄惨景象，经济和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值得一提的是，南齐永明七年(489年)，割直渎、破釜以东，淮阴镇下流杂100户置淮安县，“淮安”之名始见。

　　隋唐五代时期

　　境内长期处于安定的环境，经济得以持续发展和重新繁荣。其间大运河的开凿和淮北盐场的建滩对市境的繁荣产生了巨大的作用。隋大业年间，自洛阳至扬州的漕运(供给皇粮的水上运输)要道——大运河凿成，境内则成为漕运重要孔道。自隋至清末，朝廷一直在淮安设置官署，委派大员掌管、督办漕运。唐初，涟水成为全国四大盐场之一。为运销淮盐，垂拱年间开运盐河，淮安盐运又兴。楚州(治今楚州淮城)、泗州(治今盱眙县城对岸)成为运河沿线的两座名城，其中楚州被白居易誉为“淮水东南第一州”。

　　宋元时期

　　北宋年间，境内较为太平，漕运、盐运得到进一步发展。政府鼓励垦殖，修复和增建灌溉设施，引进推广“占城稻”。“黄柑紫蟹见江海，红稻白鱼饱儿女”，正是这一时期的生动写照。南宋和金、元对峙时期，市境再度成为前线，遭受兵火的长期荼毒。经历长期战乱，市境一片凄凉。而由黄河夺淮带来的频繁水灾，又使市境雪上加霜，益加萧条。宋元时期，境内文化在太平之年有所发展，府、州、县学普遍建立，受教育者增多。文化名人也颇多，如著名诗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主修《奉元历》的著名盲人天文历算家卫朴，开明清写意画先河的著名画家龚开，《画鉴》作者、著名书画鉴赏家和理论家汤卮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盱眙第一山的宋元题刻，其中不乏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赵孟兆页等大家的珍品。

　　明清时期

　　境内置淮安府。明永乐年间，淮安漕运又兴，清江浦开始兴起。明中叶以后，黄河全流夺淮，境内水患愈演愈烈，农业衰落，鱼米之乡的盛景不再。明清两朝都委派大员驻淮治河。以清江浦河轴心的两淮城市扼漕运、盐运、河工、榷关、邮驿之机杼，进入鼎盛时期，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运河线上的“四大都市”。两淮城市的繁华，带来了人文荟萃的局面。明清两朝仅山阳(今楚州)一县就有进士200余人，河下镇还出了状元、榜眼、探花，留下“河下三鼎甲”的佳话。这里还产生了《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著名经学大师阎若璩，“扬州八怪”之一的花鸟画家边寿民，中医四大经典之一《温病条辨》的作者吴鞠通等一批名人。

　　民国时期

　　淮安府撤销，市境大部始属淮扬道，后属淮阴行政督察区。境内漕、盐、河、榷之利皆失，进一步衰微。而长年战乱又给刚刚兴起的近代交通运输业和工矿业以沉重打击。中国共产党组织于1927年成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境内成为重要的根据地和解放区，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中军区、苏皖边区政府等都曾驻节境内，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邓子恢、罗炳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军队高级将领都曾在此战斗过。淮安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巨大功勋。1948年12月，市境全部解放。1949年5月，成立淮阴专区。

　　建国后

　　几经调整，至1971年今市境始全属淮阴专区。1983年，淮阴专区改为淮阴市。1987年，辖县淮安、宿迁改为县级市。1996年8月，宿迁、泗阳、沭阳、泗洪四县(市)从淮阴市析出，成立地级宿迁市，同时灌南县划归连云港市。2001年2月，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原县级淮安市改为淮安市楚州区，原淮阴县改为淮安市淮阴区。